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并不是说美国贸易赤字或者整个经济困难的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长期来讲，它的赤字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阶段处在后工业化的社会，很多产业都转移出去，我们中国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贸易顺差从发展阶段来看，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里，在一定阶段里，他们保持一种顺差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像美国、日本、德国，都在他们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保持了比较大的贸易顺差的规模。我们国家现在也处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单纯的是以贸易顺差的多少，贸易不平衡的数量来考虑汇率是不是应该变动或者贸易平衡不平衡，这至少说不是很令人信服的政策选择。

　　主持人乔旎：：这次争议比较大的定量货币宽松政策，我们也看到这次谈到的19：1，但是大家很多都很奇怪，为什么美国会在G20峰会之前来推出这个政策，而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宋泓：：它这种政策选择，我不认为它是有意做出这样的政策的选择。作为第二轮的缩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选择它很早就有。在中期选举之前就提出来说要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已经很早就动议这样一种措施，只不过也是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它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影响，在G20里，更容易让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不认为它是有意而为之。

　　陈凤英：：我想要说它这招走得不太高明。如果说其他的。为什么这么讲的？他是8月底说出来它要第二次量化宽松，9月份为了造势，为了中期选举，选择时间在11月。他是讲事先有美元贬值，人民币被迫升值，把矛头转向中国。但事实上由于全球出现宏观政策调整，比如欧元的被动升值和日元升值，这样人们把人民币的问题反而弱化了，关注的焦点是因为美国六千亿量化宽松引起全球混乱，刚才讲到19：1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这道棋是想这么走，但是最终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很晚的时候才可以提，现在要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谈的核心问题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美元，人们讨论美元的责任心的问题，他这道棋子走的不是很高明，它的出发点是转移到人民币，结果是失算了。

　　主持人乔旎：：之前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改变通缩预期，现在有很多国家担心出现反面，走出通胀。陈老师怎么看？

　　陈凤英：：我认为美国有通缩的风险，因为伯南克要出台六千亿这次量化宽松的时候，要制造一个CPI就是通货膨胀，它的目标是1.8%，美国现在通货膨胀率是1.2%，甚至核心通货膨胀在1以下，没有通货膨胀，他们很担心流动性的陷井，就是我们说的90年代的日本出现过，他是非常担心通货紧缩，由于日本出现的衰退，这是他的目标。现在关键是六千亿做什么？美国经济需求萎缩，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最主要的，他增加供应的结果就是刺激不了需求，这样把六千亿的钱流到新兴市场，刚才说的为什么出现别的地方通货膨胀，世界上出现了冰火两重天，发达国家经济非常冷，有通缩的危险，发展中经济发展比较快，出现了通胀的风险。这次为什么说我们说不好，六千亿的结果可能有80%左右不是在美国本土消费，而是流到了新兴市场，作为热钱冲进了新兴市场，我们说资产型的泡沫，这样的话群起而攻之，因为你的六千亿引起80%流向世界其他地区，这样世界其他地区现在的紧缩银根的同时，又被你的热钱冲进抵消了，所以通货膨胀的风险越大。世界流动性泛滥，美国担心的是流动性的陷阱，而且世界经济复苏当中非常复杂的现象。

　　主持人乔旎：：是不是可以说美国把自身的情况转嫁给其他的国家的身上？

　　陈凤英：：应该说转嫁危机。我刚才说三高当中还有美国的赤字问题，还有美国的债务问题。六千亿有赤字货币化，债务货币化，结果是牺牲债务，现在的债券持有的往往是有一大批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我们亚洲地区，如果说美元有长期走贬的可能，只有美元资产的债券就要稀疏，制造一个通货膨胀，制造一个债务货币化，使我们持有的债券就有一个稀释的风险。另外一个转嫁危机很大在宏观政策的驾驭当中，现在宏观政策的驾驭非常难，新兴市场已经在紧缩银根，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热钱流进来以后，我们这些国家升息的空间被他流进的热钱冲销了。这个时候热钱或者资产泡沫可能进一步膨胀，这是新兴市场面临最大的困难，不但稀释债务，也增加了宏观政策制造的难度。

　　主持人乔旎：：我们再看一个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也是G20峰会的重要议题。中国经常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所以谈到这个话题，首先先请宋老师给我们谈一下中国贸易保护现在具体的情况。

　　宋泓：：中国贸易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取代了亚洲四小日本，成为世界上头号受害国，贸易限制的受害国。最近这几年里，全球每年所采取的反倾销这种调查案例和反补贴的案例里，我们国家占的比例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说在每10起案例里有4起都是针对我们国家。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是对我们国家很多企业和很多产品的贸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典型例子是去年，美国对轮胎的特保案，对众多企业都因为这样的限制造成了损失。

　　主持人乔旎：：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很明显的靶子。之前美国财长甘纳特说过，有些国家防止出超，从而反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惩罚和货币战争，中国肯定是包括在这些国家里，陈老师怎么看问题真的像甘纳特说的那么严重，中国的出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经济？

　　陈凤英：：比如一个产品中国制造并不是中国在制造，而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我有一个图表很明显，中国是一个来料加工为主的。东亚地区主要是零部件出口到中国，而中国加工以后就出口到了美国和欧洲，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给中国，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给这些地区的。我们统计一下数字，比如以2009年为例，我们贸易顺差是1961亿，但是我们给日本、韩国、东盟、台湾地区，我们贸易逆差是147.5亿，也就是占到贸易逆差75%，当然了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是1433，我们对欧洲是1085，这里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占了顺差，我们贸易顺差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60.7%，他们的顺差就是1270，还有一个问题是加工贸易，我们的加工贸易顺差2009年是2647亿，如果说减去加工贸易顺差，我们变成逆差，当然这个加工贸易也有我们的成本。WTO说得很对，以iphone为例，出口到美国是150美元，在中国升值比例只有10%，这个很形象说明一个，我们贸易顺差是全球持有的，大部分是跨国公司持有的，跨国公司就是美国，这个是被夸大化的现象，现在全球矛盾对象中国，比如中国商品出口是第一，但是这个商品是不是中国制造，美国人是清楚这个关系，因为我跟他们谈过，他们很清楚，但是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政治问题，后来我跟他说政治问题是你国内问题，我不可以解决。这次为什么那么闹出来，就是中期选举。因为奥巴马中期选举可能有一个失败，事实结果也是这样。中美贸易和中美人民币问题当中都有一个避政治化，转移视线。美国奥巴马有一种希望有这种感觉，整个美国社会找不到一个点，转移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下的贸易顺差和逆差是很难分是非，尤其在我们国家还在下游生产当中，如果十年以后可能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乔旎：：陈老师刚才说的一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过程中，真得很难去区分，只是由于某种政治目的导致了中国成了靶子。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对于中国而言，究竟出钞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宋泓：：对这个问题不能抽象来说，应该发展地来看，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很多发展过程里面，跟其他国家是类似的，面临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和技术，进口这些机器设备的时候需要外汇，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发展发展的初期，外汇短缺都是面临的最主要的约束之一。我们国家在新中国建立的30年里，156个项目苏联援建的项目，最后也要通过我们取得外汇来偿还这些借款。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发展里，在90年代之前甚至05年，本世纪之前，我们国家的外汇顺差都不是很大，只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概05年前后才快速增长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获得的有限的外汇对于整个国内的产业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的整个建设和升级来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基础完善和升级，未来我们的贸易顺差对我们来讲，很多单纯从产业或者进口机器设备角度来讲，已经超出这种要求，超出这种范围。也从我们本身整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顺差对我们来讲也不是说越多就越好。我们现在也在逐渐调整这种格局，比如说我们要促进内需的增长，进行结构的升级。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里，随着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低端的劳动型的产业会逐渐转移出去。跟着转移相关的我们贸易顺差、整个贸易类结构有比较大的改变。这种情况在美国发展过程里，在亚洲四小发展过程里都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