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刚：对于中国总理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西方的很多媒体说，中国总理在对西方金融危机的国家讲了一堂非常深刻的课，而且他们也给西方金融危机开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书，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西方媒体一向对中国的评论，负面是居多，但是他们这次用诊断书，或者是给西方上课的这样一个角色来定位中国总理的演讲，我想这也是第一次，也是很少见的。

　　龙永图：这次温总理去讲话的时候，是安排他作为一个单独的嘉宾，由施瓦布单独陪同他上去的，而其他那些国家领导人都是坐在一大排椅子上，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讨论嘉宾在里面，这也表现出我们中国的地位，实际上我对这一点，我倒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我搞博鳌亚洲论坛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他们每个人讲话都希望能够和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一起讲话，同台讲话，但是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觉得，他要去和瑞士领导人要同台讲话，他根本没有这种期望值，当然这个反映出我们中国领导人的地位和分量，但是也确实使我们感到我们中国人举办活动的时候，对这个形式的东西注意得太多，我们就是希望领导人全部扎堆，在一起讲，这个才能够反映出他的地位，这样子甚至传染给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达沃斯这种非常成熟的论坛，非常讲究这个内容，不太重形式，而我们中国做什么事情，在这个形式的问题上我们太注重，包括参加一些论坛都要戴一朵花，每一个嘉宾(都要带一朵花)，所以有一次老外和我一起参加中国论坛的时候，给他戴一朵花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又不参加婚礼，为什么让我们非要戴一束花，所以完全是浪费，这束花可能要十几块钱，然后戴一下就扔掉了，所以我们中国搞事情那么多形式的东西，从达沃斯应该确实是很好地，从国际上很多论坛要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也有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这次芬兰总理要参加我们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他的芬兰大使就，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他说因为你们这个大会发言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但是我们芬兰的总理想讲这个绿色能源的问题，他说他能不能到一个分论坛去讲他认为我们的总理，万里迢迢跑过来，只给他5分钟的讲话，而且让他讲他不愿意讲的题目，比如说金融危机，他说他情愿选择一个小会场和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一下绿色能源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上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里面反映了很多一些，这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芮成钢：对，所以刚才在门口贵州电视台正好在聊起说马上要改版，新的这个核心思想叫中国价值，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个人的希望就是以后这个中国价值跟世界价值，中间的这些距离或者说是鸿沟，能够越来越短，越来越小 ，越来越高度地融合，就是有一天其实世界价值就应该是中国价值，中国价值也应该是世界价值。

　　第二环节：

　　主持人：那我们听说这次芮成钢你采访的50多位政要，还有商界领袖人物，他们有很多都是毛遂自荐而来的，而且当时场面由于过于热烈所以在门外都排起了长队？

　　芮成钢：确实是，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在我们演播室待着，就不用去主会场了，因为最有意思的人都会来我们这儿，而且一待都是待40分钟，我们的采访，其实真正播出的时间并不长

　　，但每一个人几乎都跟我们聊了一聊就聊45分钟，这里头有好几个原因。我觉得首先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今天在世界影响是越来越大，中国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特别火，被称之为叫“末日经济学家”鲁比尼，他这个人非常的悲观，非常极端，过去没有人信他，结果他2008年预测金融危机预测得非常准确，那天我们也请到他来了，他来的以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天天在CNN、BBT的这个经济学家

　　有点紧张一见到我，他几乎都不看我，很紧张，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跟带他来的那个朋友聊天，我说鲁比尼为什么这么紧张？我说这么大牌经济学家，今天面对电视，他说大概第一是因为他预测世界预测得很准确，但是世界预测中国很少有成功的，基本上都预测错误，他很怕他自己一世英名毁在预测中国上，怕说错了；第二，在美国，再火的经济学家他做节目，可能有700万观众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像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你可能每天晚上，我们的被采访人，他被看到的观众，可能是至少是3千万人以上，甚至上亿人，所以一下子就很紧张，然后因为时间也很难控制，每个人来了都不走，所以就。

　　主持人：就外头排起长队。

　　芮成钢：慢慢就排起队了，包括像布莱尔来了以后，本来说15分钟，一坐坐40分钟，甚至把自己的下一个私人会谈，就直接安排在我们的演播室，不走了，就直接在那儿坐着，下面就借我们的演播室作为他自己的一个，私人会谈的这么一个地方。

　　龙永图：成钢他们这个演播室那么火爆，当然和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有关系。当然我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外国人参加一个论坛也好，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也好，特别重视媒体像为什么达沃斯这么个小镇，实际上每个会场都非常小，但是还有那么多大的跨国公司的老总，还有领导人都去，主要是他觉得全球的媒体都集中在那儿，即便是在一个小演播室里才有几十个人，但是他的讲话会能够通过媒体让几百万、几千万的受众马上得到，所以他主动来找媒体，所以他们这样的话都络绎不绝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很多领导人也好，或者说我们企业家也好到了这个论坛上尽量回避媒体，我们这些部长们，我们这些国企的大老板，大家很希望听听他们在想什么，在讲什么，但是他们一般都说我们要低调，不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论坛影响力为什么赶不上达沃斯，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利用这样一个论坛，说得难听一点，推销中国，推销你这个企业，来向全世界传达你的声音，怎么样通过参加一些活动，来把自己的声音让全世界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芮成钢：我完全同意，其实任何一个神话，任何一个传说都是媒体创造的，达沃斯的神话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媒体打造。所以达沃斯对媒体特别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供这个博鳌亚洲论坛参考，他们甚至连这个博主都请，有一些人我看到这次在这个达沃斯上，就是写博客的人，自己拿个手机跟别人采访，你会觉得很搞笑，对着一个美国的副国务卿拿着手机采访他，来我问你，然后拿着手机就拍，拿着一个什么牌子的手机，完了以后紧接着，拿手机的那个卡抽出来，然后往电脑上一放写到自己博客里头，已经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在这个里头中国企业家在这种国际场合，确实是可能是对媒体的运用，跟媒体接触确实是可能有一些心理上可能还有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语言的障碍，比如你接受采访，所以达沃斯为什么中国企业家比较少，这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达沃斯基本上不让带翻译，不让带随从，都是自己直接交流，所以语言的障碍还得过一个关。

　　龙永图：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打造一个博鳌论坛。主要是我过去那么多年来参加这个达沃斯以后，还有其他很多国际论坛看到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那儿非常尴尬，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中国先打造一个国际性的论坛，让他们在这儿，首先我们有中文传译，你也可以带一个翻译，如果你要愿意见人的话，而且整个你在博鳌的话，你会感到你自己在家一样。

　　刘永刚：其实我现在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在国际论坛上，可以对媒体，可以对公众，很开放地去演讲。但是在博鳌论坛，或者其他一些论坛上他可能会对媒体，会有一种躲避，或者是就像龙先生您讲的低调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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