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安20年改革成长路径

　　李志平

　　如果改革开启了竞争大门，中国平安无疑是快车道上的抢跑者，从成为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率先启动产寿险分离、第一个引进境外投资者到搭建完整的综合金融架构，抢跑者的姿态让平安在20年内完成了从4500万资本金到7000亿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如果改革是一场冒险之旅，中国平安俨然是一位乐此不疲的探险者，从投放中国市场第一款投资连结保险，首家推出综合理财网站PA18，到第一个将资金触角伸向海外，对于很多新生事物在中国市场的试验，平安用行动实践出探险者独有的“先行价值”。

　　在决策者眼中，这场改革大幕拉开之后，一个名叫平安的保险公司自诞生之日起，便携带她特有的“不安份”的变革基因，屡屡尝试突破政策樊篱，当年扎根蛇口一隅、“服务于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区域性财产险公司，20年间已成长为一个以保险为核心、拥有证券、信托、资产管理、银行等九条业务渠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在中国平安眼中，20年创业历程，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赋予自身特有的成长轨迹，诞生之日便以新体制和新面孔问世，“快速成长”的神话背后，正是新体制与生俱来的生存压力和竞争法则，迫使自身屡屡探寻对现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抓住一次次政策松绑的机会，用20年时间走完很多国际同业近百年的道路。

　　“回首20年，我们无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平安创始人之一、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孙建一看来，改革开放30年来，年届20的中国平安，从未停止过抢跑者、探险者的脚步，在改革与创新中体验着成长的艰辛与乐趣。

　　股份制“破茧”

　　22年前，涌动着改革激情的蛇口工业区，成立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念想，萌生在招商局蛇口社会保险公司一位名叫马明哲的年轻人的头脑中，一百年前轮船招商局经营保险业务的历史画卷，在改革开放的气候下重新浮现。

 　　时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兼蛇口工业区创办人的袁庚为之心动，给当时国务院财经小组副组长张劲夫、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等领导写信，详述成立一家新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性。几经周折后，服务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无法提供服务的一小群客户——“深圳的外向型经济”这一定位，使平安获准成为中国人保之外的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蛇口工业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

 　　“希望把平安保险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当年陈慕华特意通过人民银行金管司副司长夏利平转达了她对平安的一点希望；以时任平安名誉董事长刘鸿儒的话来说，成立平安就是为了试验一家以企业股东为主体、独立的、股份制的、现代化的、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经营的保险公司，给企业改革树立一个样板，走一条新的路子。

 　　创业之初，为避免外人质疑自身是否是一家“皮包公司”，平安每个业务员身上都怀揣“三宝”——地图、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名片，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下班时间，只要一接到客户要求保险的通知，业务员即会以最快速度赶去，一名业务员为了拜访企业，在1个月内跑上门30多趟，让很多保险客户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积极和主动。

　　“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曾出现，因此内部机制明显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建立新机制上，平安先走了一步。”当年以中国人保系统最年轻局级干部身份加盟平安的孙建一称，股份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从高管到员工各层都有压力，尤其管理层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股东、投资人和董事会，用人机制完全不同于国有企业，无功就是过，如果没有业绩，就会面临淘汰。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蛇口地区特有的企业精神即是“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以股份制身份问世的平安保险，当时惟一的竞争对手是比自身“大得多”的中国人保，很多人保系统的年轻干部投身平安，把原来的铁饭碗换成瓷饭碗，多数是被平安的用人机制所吸引。

　　“和上级任命制不同，股份制企业中的所有干部都是聘任制，打个比喻，如果一条道上跑着不同的车，并且每条道的时速限制不同，这种聘任制的用人机制，很可能把每个人都往快车道上赶，促使自己跑得更快。”孙建一称。

 　　改革催生了平安这一股份制保险企业，这打破了建国几十年来中国保险市场独家垄断的局面。股份制身份带给平安的是独立自主经营条件下变革求新的天性，除与生俱来习惯于在快车道上奔跑外，“新生儿”面对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同于昨日，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和推进，让觊觎中国市场已久的海外竞争对手整装待发，这更意味着改革“新生儿”需大幅缩短学习时间和摸索阶段——直接“拿来”和借鉴国际最先进最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