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纪英 北京综合报道

　　这不是结束，但绝对算个重大的节点。

　　11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期业已完毕，中国社会科学院医改课题组赶在征求意见期结束之前，向决策层递交了一份名为《本轮医改若干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的“奏折”。

　　作为“奏折”的执笔人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就一直关注医疗改革的余晖说，他正等待“医改方案的最终面目”。

　　等待始于十多年前。

　　医改元年：从营利到公益

　　1997年，在每个中国人眼里，因为香港回归而变得十分特殊和隆重。

　　不过，对于一直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余晖来说，这一年，还是医改元年。

　　此前的1996年底，中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大会，强调卫生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等。

　　这次大会对医疗服务社会效益的强调，正是对上世纪80年代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向的一次逆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兴，国家尚无足够财力投入到卫生事业建设中，当时的医疗机构不得不选择“给政策不给钱，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路子。

　　彼时，余晖正在读书。“按照当时中国的财力，医院能维持下去就不错了，政府除了勉强维持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外，针对全社会的公益性医疗服务在当时就是奢谈，政府没有能力考虑。”

　　不过，十多年之后，这种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一般经济品的做法，让普通百姓饱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苦，伴随的问题还包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筹资不足，政府卫生投入比重持续下降。

　　这次大会的成果最终在1997年细化成了一纸公文。1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当年的第3个红头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白纸黑字确定了我国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事实上，这份文件中确定的卫生事业的公益化方向已然延续至今。“即便是通俗的被分为政府派和市场派的医疗改革的不同派别，都认同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化方向。”余晖说。

　　十年后的2007年两会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强调：“1997年的医改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高说，其后的改革只是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路径的选择。

　　不过，尽管方向正确，中国医改仍然举步维艰，以至于至今仍悬案未解。

　　医改基本框架的搭就

　　《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三医联动”的改革框架。

　　而全民医疗保险也在1998年以一种倒逼的方式催生。1998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成为国企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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