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城镇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障医疗，其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企业与国家。不过，在大量企业破产后，一直与企业挂钩的上述两种医疗方式无法延续，在此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呼之欲出。

　　“它是国企改革的派生物。”余晖说。

　　而关于推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内容，最终由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文件所确定。这份由国务院1998年底颁布的文件明确指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与上述两种医疗保险制度不同的是，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企业脱钩而走向社会化，简言之，后者的能否偿付与职工所在企业的运行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全面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框架的搭就，还要等到2000年，当年2月，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八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名为《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提出了至今仍在坚持的医疗改革的基本路径，比如政事分开、医药分家、管办分离、加大社区医疗机构建设等内容。

　　当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用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满足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

　　“这一次，医疗改革开始全面推进，医保、医疗机构和医药‘三医联动’。之前，配套机制跟不上，医改不可能成功。”

　　在余晖看来，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毕，“我们此后的医疗改革，在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方面，都是延续而不是转折。”

　　2005年后的全民医改

　　2003年，那场不愿被国人回忆的惨白色的非典疫情，给当时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一记猛锤。

　　一位名叫戴维·墨菲的美国人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称，“非典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改革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迫在眉睫。”

　　这位美国人的观点并不孤独。其实，就在非典疫情爆发前不久，李岚清副总理就曾表示，中国正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国也已然认识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缺位的情况已非常严重。

　　随后而来的非典证实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担忧，被忽视了20多年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在国民遭受疫情突袭的关键时刻几乎难以应对。

　　非典期间代替张文康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铁娘子”吴仪，当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进一步健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最新一波的医改分水岭通常被认为是2005年。

　　从2005年开始的新一波医疗改革，增加的新内容是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在2003年农村居民的新农合之后，2007年在全国300多个城市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一个覆盖全民的医保网络开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