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刘庄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心与畅快。在史来贺带领下，刘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1985年，史来贺和村党支部其他成员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这高、精、尖项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担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史来贺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的东西，咱们为啥干不成？”1986年5月20日，刘庄人自己设计、安装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打这起步，刘庄人创业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了：1990年，筹资7000万元开始了华星药厂第二分厂的建设；1993年，建成青霉素钾、青霉素钠生产线；1995年，开始生产红霉素；1998年，氨苄青霉素投入生产；1999年，技术含量更高的生物发酵分厂破土动工……

　　到去年底，刘庄村拥有固定资产9.1亿元，年上缴国家税金4500多万元，农民年人均实际收入上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以上，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原首富村”。刘庄人从刘庄的发展变化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千变万变，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大跃进”的“冲动”，也有过“文革”十年的“疯狂”。潮起潮落，风风雨雨，刘庄发展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人不解，曾请史来贺解“谜”。史来贺说：“俺刘庄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办法是：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只有实事求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到好效果。”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让广大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千变万变，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

　　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这时，上级来了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要合并成1个高级社，并提名史来贺担任这个高级社社长。史来贺认为，现在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不如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社有利于发展生产，拒绝到任。就在夏庄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高级社成立的同一天，刘庄也召开大会，敲锣打鼓欢庆刘庄高级社成立。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目无领导”、“本位主义”……一记记棍子向刘庄和史来贺打来。开会、发文件没刘庄的份儿，该史来贺享受的待遇也没了。这一年，出现了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搞生产自救，硬是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的高级社，因为管理不力，人心涣散，生产遭受很大损失，不得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公社开会布置并派人坐镇指挥各村“小麦高产放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史来贺不理这一套。当时，工作组就住在刘庄，三天两头催办。没法子，史来贺勉强同意搞3亩地进行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平均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由于刘庄坚持只种3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史来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村里规定：“谁离开生产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一分钱不报销。”那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史来贺说：“咱农民没苗咋吃饭？谁要草就叫他吃草好了，咱要除草留苗。”史来贺领着全村男女老少顶着压力搞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使刘庄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