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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包干被逼出来的方案
他迅速推行“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新的制度实施后，大家的奖金扣得比较厉害。”陈生志说。
张积武透露，当时推行的岗位责任制“太严了”。比如说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奖金。一般的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严重的则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
此外，最严重者，还会被降职、撤职。
尽管有个别员工抱怨，但这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很成功”。据首钢石钢铸造厂原总工程师高伯聪回忆，这种责任、考核，奖惩三者结合一体的管理方式，使首钢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很快恢复。
此外，周冠五还集中所有大修基金，来修建首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1979年12月15日，一座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计划经济时代"，专项基金必须专项使用，就算账面上有钱，没有计划，根本不能动用。”陶友之称。
改革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
利润包干被逼出来的方案
“承包制”，是首钢获得企业自主权后，实行的另一项政策。说起来，这项政策的推出，有些“被逼无奈”。
1981年，国家对钢铁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然而几乎同时，北京市政府又下达了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当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
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钱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市领导也很坦白地说，要保证北京市的财政收支，必须完成2.7亿的上缴利润。
无奈之下，周冠五提出了“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4∶3∶3比例(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自主分配使用。
高伯聪说，“利润包干”方案提出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同意。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减产增收运动展开了，职工们一方面增加工作效率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也为了节约每一滴油、每一把棉丝而努力。
当年，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1649亿元。在上缴2.7亿元后，首钢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
尝到了甜头的首钢，随即在“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的新的承包方案：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上缴国家，超额归首钢。超额部分按照6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的方式，自主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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