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3)

　　经济观察报：其实你们的争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你并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

　　林毅夫：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了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因此，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经济，这在实际上怎么可能呢？

　　经济观察报：你们两位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但“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 “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你和杨小凯之间关于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事实，但体制问题日益凸现也是事实。

　　林毅夫：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基本是成功的。我们当然要警惕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但是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我认为仍然要坚持事实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林毅夫：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最重要就看其技术能否保持不断升级。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才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那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 “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30年，因此，中国经济应该有可能再维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由于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20年左右的7%～10%的快速增长。因此，我相信在21世纪，最慢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中国完全有这个潜力，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如果都能够实事求是态度地解决，我想这个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至于俄罗斯，我还没有看到它能够超越中国的优势所在。

　　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30周年了，其间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和转型，可是今天看来，中国几乎是最成功的。

　　林毅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成绩也是最好的，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的转型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它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结果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

　　林毅夫：同时，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样，发展战略由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就悄悄地转变成为追求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渐发育形成，这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即使是原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和缓冲，其福利一般也并未受损。中国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增量改革，有利于减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这正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林毅夫：“尝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经济观察报：但是，所谓“渐进式改革”也是后来学者们总结出来的，中国改革之初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确实有较大的运气成分。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另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的转型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经济观察报：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为什么实践结果却让人失望呢？

　　林毅夫：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 “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两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而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或者这些企业雇用了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林毅夫：世界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一个经济的具体改革方案和顺序更应该是“诱发性的”，而不是“强加的”，简单移植某个经济的某种成功做法并不能保证另外一个经济可以成功过渡。但是，在资本稀缺条件下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其他相似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制订改革政策时，中国的改革经验仍然有其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本文未经林毅夫先生本人审阅）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