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2)

　　林毅夫：我不同意这种判断。我认为，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有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经济观察报：国内许多学者也接受了科尔内“预算软约束”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因此国家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问题。

　　林毅夫：“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而我并不主张私有化。如果政策性负担仍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不会消失。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中国改革确实没有采取私有化的断然措施，没有中断国有企业的生产，而是采取了渐进的改革路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彻底。

　　下转38版

　　上接37版

　　林毅夫：中国企业改革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路径，同时放开了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当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原来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难以维持，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国家、企业和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适应新的市场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也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它付出的昂贵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1990年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纷纷解体，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主流思想是“华盛顿共识”，而且以这个共识批评、“唱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看，中国的改革确乎不彻底，而且注定要失败。我在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下，根据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经验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当时真有孤掌难鸣之感。现在对“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还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中国应该走渐进改革的路径，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观察报：我发现，你对中国改革一直满怀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何处？

　　林毅夫：既有现实的根据，也有理论的根据。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者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模仿西方的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杨小凯不同意这种观点，前些年你们之间因此还发生了一场争论。他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因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所以总是倾向于模仿技术而不是制度，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留下长期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

　　林毅夫：我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我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我用这一学说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学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认为，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林毅夫：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吗？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从经验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同时，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决定于国情，体制也是这样。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但从经验上来看，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模仿就能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当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宪政民主体制不是最优体制？

　　林毅夫：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因此，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见得是发达国家必然要有的最优体制。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杨教授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其实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同样的困境，其问题根源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