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

　　马国川

　　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1987年你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评价说，这7年是你的学术黄金时期。

　　林毅夫：可以这样说吧。这期间我主要研究农业问题，我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应该坚持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同时研究视野也在逐步放宽，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问题上来。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让你的研究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这样的宏观问题上来？

　　林毅夫：农村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只在农村内部而已。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往外转移，转移必须有工作，所以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跟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相关的。另外，国内喜欢把一个人分为农业经济学家、工业经济学家，国外没有这样的区别，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可能会有差异，并不是方法存在差异。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形势发展很快，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

　　经济观察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对，其实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而农业问题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八十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成功起飞，这些经济体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行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被誉为“东亚奇迹”。它们的经验是否还有普遍意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而我更关心的是，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和蔡窻、李周两位学者合作，开始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我们的结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超车”。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从来没有人——包括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它们的发展战略进行明确地表述，而我把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为“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观察报：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颇多曲折。

　　林毅夫：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我称之为“赶超战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五十年代中国制定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百年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大跃进是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它是“赶超战略”的一个很好注脚。

　　林毅夫：是的。但是“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是“赶超战略”的时间部署，实施路径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都满怀强国富民的抱负。建国后，中国领导人面临采取何种体制组织经济建设、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选择问题。第一代领导人的经济理想和美好愿望，使得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所以，后来虽然放弃了 “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但是仍然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

　　经济观察报：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条件。

　　林毅夫：不符合。你想呀，当时中国大陆非常穷，资本非常稀缺，最大的优势是人口众多，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因为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因此，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他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传统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你的意思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林毅夫：对，我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一般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是国际学术界，以及一般民众，都普遍持有这一认识。

　　林毅夫：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开始动摇这一认识已经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国，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从政治的高度下结论。在80年代末，我和蔡窻、李周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的理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成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要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最终有赖于发展战略的转变。最关键的必须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即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

　　经济观察报：提倡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成为90年代以来你的学术活动特色。

　　林毅夫：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已有的全部经济研究和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我以一贯之的学术思想所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很多现象，从这个理论出发，都可以看得更深入一些。

　　主张渐进的改革路径

　　经济观察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你和几位同仁创办的，中心自成立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的改革主张也得到了重视。例如你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

　　林毅夫：确实，我的想法有很多在后来和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农村问题、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宏观调控问题。但是，我从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贯，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赶超战略”转轨到“比较优势战略”上来，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过渡，就要考虑这个现实。我的许多思想和主张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认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但是因为你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性的，所以在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问题上，你给出的回答往往与众不同，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

　　林毅夫：确实。国有企业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改革以来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仍然延续“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但是每次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于是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我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自生能力？为什么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就是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这时候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个隐形问题，在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

　　经济观察报：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