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这也是你第一次去讲述你自己未曾经历的时代。

　　贾樟柯：进入到工厂现场后，突然会觉得特别开阔，很多东西是自然发展过程，对历史有新的态度。第一代产业工人谈得非常多的是当时国家的困难情况，是奉献——以前我们听到这个词，很主旋律，一般不过脑子，但到工厂后，到了个人记忆里，它是很实实在在的。以前我们不尊重个人记忆，把很多珍贵的东西忽略掉了。

　　这个片子是一个记忆，是弥漫在身边的回忆，对经验的记忆，对过去岁月的重视和留恋。我觉得我们文化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记忆，很多记忆不被重视，很多记忆不允许被记起，你没有过去，可能只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话，就变成实用主义。

　　EO：你说对历史有了新态度，是什么态度？

　　贾樟柯：首要的不是批判，而是不要遗忘，正视社会主义实验期。当代市场经济实际是对那场实验的一个纠正，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实验，好还是不好，实验本身作为一种记忆是不能忘掉的，不能房子拆掉就没了，就过去了。

　　面对这段历史时，会有一种豁达，很多东西是个过程，那个过程已经结束了，再看待它时，那就是它的存在，很难讲值还是不值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你在那个环境下只能这么做，或者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选择。对我来说，面对历史不等于纠缠它，没必要，都已经发生了，过去了。最重要的是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个人讲述、个人经验记忆呈现的自由。为什么改革不能停止，并不是钱还不够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个人自由还不够。

　　EO：崔卫平不久前写了篇文章《个人的归个人，社会的归社会》，将你的《小武》与布莱松的《扒手》作了个比较。她的观点是，跟《扒手》相比，小武身上缺乏自我反省精神，《小武》把个人的所有问题都推到了社会头上。

　　贾樟柯：我觉得整个中国有个重要情况，就是集体索债的心理，过去的制度跟历史，给中国人带来一种集体需要补偿的心理。道德上的没有约束力，来自历史的原因，它是民众性，不是个人原因。比如你在工厂工作，把厂里铁丝往家顺，不会有道德反省和负罪感，因为整个体制是欠个人的很多。在这种普遍的民众心态下，要求一个县城的青年背负道德压力，这太西方化了，这不符合中国的语境。历史和国家是欠我们的，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当它变得相对透明和公平时，个人的道德约束力才有可能出现。

　　EO：很多人把你称作大师了，你有何感受？

　　贾樟柯：还是给我多留点空间的好，我才三十八岁，还有很多年要过呢。

　　EO：这个片子的票房你估计会是什么情况？

　　贾樟柯：国内市场很难预测，一两百万还是一两千万，不知道。不知道上映时会遇到哪个电影。包括政府对这电影的态度，都会形成票房因素。它不是由电影质量决定，它是动用资源的能力，两年过去了，我们动用资源的能力是不是有所进步，或者市场是不是变得透明轻松，让电影很轻松地进入市场，这个还得去实践。从国外的角度，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EO：如果在你的电影公映时，给你安排一些特别的支持，比如将其他影片下线清场之类的，你觉得怎样？

　　贾樟柯：这种情况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它跟我的态度是有出入的，我认为所有的制度应该是公平对待所有人的，特权应该提防。

　　EO：你这两年拍了中国移动广告，又接了奥运公益广告。有些人会担心，贾樟柯是不是越来越主流了。

　　贾樟柯：会参与到主流的工作中，肯定是不会避免的，公益广告、商业广告，跟电影肯定不一样，但不矛盾啊，这跟文化立场没关系。广告所要传达的比如环保、爱心，都是普遍的价值。知识分子独立性跟主流价值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二者有重叠的部分，主流价值里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不能变成愤青，主流的就反对。这也跟体制没关系，任何一个体制上所倡导的文化里都有人类普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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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