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二十四城记的历史和实验(2)

　　贾樟柯对这部片子的定位是实验电影，除了上述的糅合纪录与剧情的手法外，还采用了多种元素的拼贴，“有诗句，有肖像，有静物，有风景，混杂在一起，引用了大量文学、诗句，你既可以聆听，也可以阅读，这种实验实际上延续了二三十年代前苏联电影一些技巧，包括蒙太奇学派的很多方法，还有戈达尔的实验”。很显然，《二十四城记》所做的不只是 《世界》中加入flash、《三峡好人》接入超现实画面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一部心态放松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雄心之作。

　　当很多人还在念念不忘 《小武》、《站台》，津津乐道于它们所确立的长镜头加非职业演员的新现实主义风格时，贾樟柯又走出了一大步，《二十四城记》中不会有太多长镜头，而且首度采用明星演出，“明星的表演跟她们以前在别的电影里的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很难说是生活化的，还是会有比较表演的感觉”。

　　贾樟柯说《二十四城记》是“对记忆的敬畏，记忆深不可测，我们很无知，每个个人的记忆是局限的，但面对一个一个个人时，它非常开阔，深不可测”。拍完后他有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民族的历史不应该是抽象的东西写成的，拍完后觉得虚构也是一部分。我们谈到三国演义，它早就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不单是考据学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历史不等于真实，它是我们要面对的过去，所有的虚构、传闻、传说，也都是历史，所以我们需要语言、童话、神话、史诗。这可能是一种比较虚无的历史观，会被历史学家批判”。

　　访谈

　　EO：“二十四城”是楼盘的名字，你直接用作电影名，这么不避嫌。

　　贾樟柯：确实又有好多人误解，说贾樟柯拍完《无用》拍《二十四城》，拍完服装拍楼盘，有这种误解我也挺高兴的。我就是想，现在满眼都是经济，经济生活变成国民的惟一生活，为什么弥漫在中国这么强的钱的气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电影会很感性地用故事来解答这个问题。片子中当代厂花赵涛，爸爸妈妈都是厂里工人，她不想当工人，生存方法就是每两个星期飞一次香港，给人带货，名牌包啊皮带啊，是消费时代的一个形象。她跟家庭很疏远，自己住在外面，但她有一次忘带钥匙，于是去她母亲的工厂看她母亲。这是她第一次到工厂，她看到母亲在劳动，她从来不知道作为工人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几百个人在车间里，分不清谁是谁。当她艰难地从这些面孔中认出自己母亲时，就跟母亲有种和解。她最大愿望就是给父母买套房子。

　　拍完我很开心做了一件事，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这么拼命挣钱，它是对过去长时间的集体生活、很有限的物质生活，反过来的一个加倍的补偿。改革三十年还给了个人很多权利，很多自由，这是很大进步。

　　EO：这是你第一次起用明星演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贾樟柯：我这次用明星，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她们跟其他工人一样，有口述，口述是需要很强的台词能力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把这些璀璨的演员跟那些普通的工人糅合在一起，结构产生的含义才有趣，剧情和纪录的融合感才强。观众一看这是吕丽萍啊，都能认出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找一些非职业演员演，又变成了总体的纪录片，因为你分不清。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