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影响中国几何 国内外经济大师激辩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已不仅仅是中国“自身”问题。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联动的探究已经成为当下宏观学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似乎仍没有“见底”，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细心者也发现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多次表示，外部风险在不断增加，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短期政策实施形成了压力。温家宝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此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政策”。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将更加“灵活”、“机变”，官方与学界已密切关注来自大洋彼岸的情况，以“相机抉择”。美国能源部情报局3月11日曾表示，2008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将收缩，这是政府指出经济衰退的第一份官方预测报告。

　　来自美国的这份预测报告中称：“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略有下降，2008年总的增长速度为1.3%，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能源部情报局经济学家纳西尔·希尔吉说，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将收缩0.5%，第二季度将收缩0.7%。

　　此前，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发表观点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已是事实，他们认为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就是衰退。

　　如果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衰退，那么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也不会是一场短期“战役”。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明朗”，中国出口的削弱、“后次贷”时期美国持续减息的货币政策将牵制人民币升值空间，这些都有待观察。

　　昨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围绕上述话题，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对此都发表了观点。

　　“美国经济问题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根源问题，全球都在受此影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他和罗奇都认为，全球其他经济体要与美国的衰退之间“脱钩”，似乎非常困难。罗奇尤其指出，美国的危机目前看似乎只是“开始”，严重性超出此前预期，中国难以“免疫”。但来自中国的两位演讲者的观点都比较乐观，对中国应对“风险”作了比较平衡的估计，他们指出美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中国会采取不单一针对美国、多元化的贸易政策以及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经济增长质量，推高内需来应对“外部”冲击。

　　樊纲：货币政策要满足经济增长需要

　　美国次贷危机会从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第一个渠道是贸易，第二个渠道是资金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石油等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要注意到通货膨胀导致交易货币需求增加，货币政策必须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次贷危机非出口下滑主因

　　樊纲表示，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会从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第一个渠道是贸易。“美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贸易市场，美国经济下降特别是消费如果下滑的话，对中国的出口显然会有影响。最近已经出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但是，这种下滑在一定意义上是过去几年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的结果。”

　　樊纲说，过去的政策如货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等，都是为了达到减少贸易顺差的效果，尤其是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贸易顺差的减少主要是政策造成的影响，而不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造成的影响。

　　而且，对美国的出口在中国贸易中的比重现在已经降到20%以下，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包括对欧盟地区的出口都在增长，原因是美元快速贬值导致了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对欧元反倒在一定时期出现了贬值的趋势。

　　此外，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亚太地区的出口也在增长，“而亚太地区的经济总体来说，还是处在健康增长的过程当中。”樊纲表示。

　　中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海湾国家和俄罗斯的出口仍也在大规模地增长。因此，樊纲认为，只要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基本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从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

　　资本流入将不减反增

　　樊纲认为，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第二个渠道是资金。

　　在资金渠道方面，在2008年甚至到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流入中国的资本不会减少反而会增长。首先是美元加速贬值，美国利率在加速下降，导致对人民币投机的预期在增长。其次，尽管现在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现了信贷萎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包括石油美元等大量资金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而当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处于动荡的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资金寻求新的增长机会的市场。

　　樊纲表示，在分析次贷危机影响的时候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因为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投资增长过快的风险。

　　“如何控制流动性增长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在给定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仍然要保持一种紧缩的基本格局。”樊纲说。

　　但是樊纲也认为，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增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中国的影响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还需要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及时注意观察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相继抉择，及时根据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

　　樊纲认为要重点关注两个政策：首先是关于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货币政策。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樊纲认为主要是由石油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外部因素导致。这种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收入型的价格上涨不是国内需求所决定的，相反因为价格上涨了可能要占用更多的货币。因此货币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应当注意到，如何满足由这种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需求增加，如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其次，关于汇率政策，樊纲并不赞同一次性大幅度提高汇率，减少投资预期和热钱流入的想法。“我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防止更大规模的投机。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元会贬值多少，我们不知道美国的利率会降低多少，现在我们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又会来要求我们作更大的调整。”

　　樊纲表示：“如果产生这样两次大的冲击，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产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在几次大的冲击之间产生的投机，往往比稳定的汇率调整政策当中发生的投机，对经济的破坏力还要大。”本报摄影记者/王恺

　　史蒂芬·罗奇：中国不太可能与美国脱钩

　　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持续，中国这部强大的出口机器还将进一步向下调整，对于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远远没有“免疫”

　　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看来，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在美国的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国不太可能与美国脱钩。

　　罗奇认为，中国30年来取得的骄人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即强烈地依赖对外贸易机器伴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投资，而正是这些投资支撑了中国强大的对外贸易平台。而且幸运的是，“中国对于这种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投入，正好赶上了新全球化时期的欣欣向荣和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可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毫无疑问，亚洲享受了当代历史上最外向型及贸易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好处，而中国在这方面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罗奇表示。罗奇认为，从2000年开始，中国尤其迅速地向外部倾斜，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翻了一倍，因为这段时间世界经济正好经历了一波强劲的增长。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既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罗奇认为，“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得到了美国终端消费需求市场的强大支持。”2006年，中国的国内消费仅占GDP的36%，出口占中国的GDP的40%，其中的21%流向美国。

　　而罗奇认为，次贷危机只是泡沫衰退的一个表征，最大的危机在美国消费者的持久消费力上。“感谢永远上升的房价，加上简单又相对低廉的房屋抵押贷款项目，美国的消费者在过去六年里变成了资产依赖型的消费机器。”2007年，个人消费支出创纪录地占到实际GDP的72%。

　　从2000年到2005年，从住宅房屋资产中剥离出来的抵押资产净值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3%上升到了近9%。另外一方面，在G7经济体中，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消费者日益依赖资产价格和信贷泡沫的支持。

　　而当前罕见的全美房价下跌，次贷危机蔓延到了房屋抵押贷款，消费者失去了房产和信贷的支持，这将使支撑美国整体经济的消费转向衰退。“来自美国消费者和经济的支持将可能急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罗奇表示。

　　罗奇认为，这种影响的初步迹象已经非常明显。2月份中国出口数据为873.68亿美元，增速仅为6.5%，创下6年新低。而去年2月，出口增速达到了52%之多。最具影响力的那股力量在开始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美国货运量的显著下降，2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环比下降5.2%。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持续，中国这部强大的出口机器还将进一步向下调整，对于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远远没有“免疫”。

　　此次衰退，罗奇认为，对于有通货膨胀倾向的中国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随着2月份的CPI猛涨至8.7%的水平，中国需要减速以冷却过热的经济。而外部需求的下降可能比货币紧缩政策更有效果。

　　“考虑到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严重，经济冷却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将更多地依赖自己内部需求，从而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这将成为美国经济衰退困境中的一线希望。”

　　罗奇表示，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把注意力加倍集中在支持内需主导增长模式的改革措施上。

　　谢伏瞻：在短期内，外部因素与调控目标没有大的冲突

　　针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美国经济减速虽然减少了外部需求，也使得我们的出口增速和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但是，在短期内，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调控目标没有大的冲突。

　　在这样的状况下，谢伏瞻认为短期宏观政策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第二个方面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第三方面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行情论坛)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建立健全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降低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第四方面是积极开展多边贸易，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保持出口的较快增长和进出口的基本平衡。第五方面就是着力稳定股市和楼市，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是来自官方宏观调控措施中比较新的提法。此前，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余芳东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评论时指出，尽管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通胀压力主要是因能源和食品供应薄弱造成的，而需求方的通胀压力较小，但是，必须防止通胀由供应方的压力转成需求方的压力。

　　“由于消费价格上涨影响着居民货币购买力，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增大，这样可能出现价格与工资形成螺旋式上升，造成劳动力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余芳东指出。

　　谢伏瞻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猪肉价格上涨农民仍然不愿意养猪就是因为务农的收入远远比不上务工的收入，因此需要提高务农的收入水平，稳定住务工收入的增速，使得两者有一个平衡和协调发展，否则农民就不种粮食不养猪了，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政府只能紧缩，然后经济增速会下降，反过来失业会增加，务工的人也会失去工作。

　　转向国际方面，谢伏瞻说整个外部因素对中国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的影响已经显露，并且还会继续显露。比如像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明显地加大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压力和威胁，也增加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有些因素在短期内，还没有构成直接和实质性的威胁。

　　谢伏瞻认为，2007年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为标志，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美国经济的减速。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还在继续恶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目前还在继续恶化、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就业减少失业增加、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消费者信心在下降、消费支出增长处于停滞、信贷紧缩、投资者的信心受挫、固定资本形成下降，所以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深化。

　　第二个方面，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国际市场的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像矿产品、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引发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现在一些国家的CPI在持续攀升，2007年美国的CPI上涨了2.9%，今年1月份上涨了4.4%，其他一些经济体，像欧元区、印尼、墨西哥、俄罗斯、南非的CPI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攀升。今年1月份，上述国家的CPI涨幅还在继续升高。

　　另外，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商品价格还在继续上扬，世界主要生产国家的价格也在持续走高，通货膨胀的预期还在升高。虽然其他还有很多变化，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使我们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增加了新的困难。

　　谢伏瞻说，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今年头两个月，我们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城镇增产增速2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2%，出口增长16.8%，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应该说，经济增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在发展。但是，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物价涨幅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增大。

　　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谢伏瞻指出从宏观政策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之间的关系；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

　　从长期政策来看，主要就是要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自主创新，提高我们国家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本报摄影记者/王晓东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让其他国家分担问题

　　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的选择非常有限。“可能最多也只能是如何避免这个灾难，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美国经济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开场，他进一步表示，目前美国货币政策的选择非常有限。“可能最多也只能是如何避免这个灾难，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

　　他还指出，现在在WTO多边框架之下，美国也不能进行多边措施。但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实施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方面的政策会让问题变得更加长期，但可能会让其他国家也来分担问题解决当中的一些工作。

　　此外，由于美国银行系统存在过量的流动性，包括在欧洲的一些银行也存在同样问题，美国的银行现在不愿意向经济困难的家庭继续发放信贷，银行手中的信用会流入国际金融市场，包括流入中国资本市场，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可能就会给中国增加通胀的压力。这样对中国的经济调控也会增加难度。

　　对于美国经济的观察，他指出，目前美国经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2007年之前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有错误的。当时美国经济学界就有观点认为，房地产市场泡沫如果不提早消除，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斯蒂格利茨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深层次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在逐步展开，就像火车不断行驶过程中的节拍一样。”

　　这些影响中，包括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升高，人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美国联邦财政的收入，包括税收不断减少，可支出的预算也不断减少，这就给美国经济带来强烈的影响。在这点上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银行发出的信贷比较多，并没有对风险进行非常好的管理，次级抵押贷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谈及美国经济可能有更为严重的下滑时，斯蒂格利茨提及了信贷的减少和储蓄的上升。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信贷紧缩带来信贷减少，会使经济下滑变得更加严重，同时美国的问题也会带来全球性的问题。在政府方面，可能有一些比较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美国消费出现繁荣，储蓄量达到零，房屋市场却出现很大的泡沫，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有些人在不断存钱，有些人却一点也不进行储蓄，反而进行大量的借贷，包括住房贷款抵押，但是一旦出现无法支付的情况，整个泡沫就会连锁破灭。

　　“如果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上涨，上涨到4%到6%，就会对美国的整体需求产生影响，会使它的经济增长产生放缓。就算出现复苏也会是一个非常弱的复苏。”斯蒂格利茨说，“现在我们经历着美国，也是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一旦出现通胀压力，美联储往往会采取比较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刹车刹得太重了，但对于整个经济的调整或者结构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事实上，美国在1991年也出现了这样经济下滑的局面。对比1991年，斯蒂格利茨认为，当时整个金融市场边缘的部分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出现了问题，这也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所以金融体系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它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不断向前进的核心，他认为不应该把金融问题与经济危机分离来看。

　　评述今年全球经济状况，斯蒂格利茨说，今年我们遇到的情形很不寻常，全世界的通胀来源，全球的基本产品，如食品和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原油和食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一些传统的降低通胀的方法都会带来大量的失业。

　　但对于中国，他认为还有一个机会，开始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出口来推动增长。尤其是对资源密集型的“两高一资”的出口，转向其他类型的出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仍然要关注比如创造就业的问题。因为每年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大军，因此在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想到中国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如果把它们从出现泡沫的地方拿出来之后，注入到哪些领域，能创造更大可能的就业。“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当中不仅有货币的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同时还有对资本所得税方面的考虑和讨论。”斯蒂格利茨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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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倪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