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三农”新思维：如何通过改革破除壁垒？(3)

　　庆元：重构乡镇政府

　　如果在一些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靠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联社、甚至农协来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在那些相对贫困的地区，产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农村中介组织不成熟，农民最可依靠的力量就仍然是乡、村两级政府。而在庆元推开的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正是基于此。

　　“技能型政府最初的提出，是因为我们的贫穷。”吴小军讲话的时候速度非常的缓慢。

　　4年前他在庆元县江根乡当党委书记，整个庆元多半处山区，是浙江省最偏远的地方，江根又几乎是庆元最落后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无所事事的村民整天打架、赌博。

　　吴小军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农业技术，“欠发达地区发展肯定要靠企业带动，而产业的发展又必然要技术。”

　　因为地理位置的偏远，省里、市里的农技人员一年都去不了江根一次，靠农民自己慢慢摸索技术又实在太慢了，也没有中介组织可以依靠，所以只能靠政府。

　　“我当时看好高山蔬菜，就费了好大力气从福建请了个专家来讲课”，吴小军后来专门让人编了个花菜种植的简易读本，先是让干部学，租一块田自己先种，积累了一些技术，再传授给老百姓。

　　很快，江根的高山花菜从400株发展到5000亩。技术问题解决了，销售问题又出来了。吴小军带着乡干部到杭州促销，随后产品包装、绿色认证等这种问题都是由乡镇出面解决的。

　　吴小军认为像发达地区的公司+农户的发展方式，在欠发达地区是行不通的，第一步要靠政府拉动。他要求每个乡干部都要学会一门实用农业技术，香菇种植、毛竹种植什么的都可以。而这么做的目的，吴小军认为，“如果乡镇政府职能不转变，这级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都要受到威胁。”

　　江根的做法很快就受到了县委书记蔡小华的肯定，并要求在全县推广“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要求每个乡镇干部必须学会一种服务农民的本领。

　　人人都是技术员

　　庆元组织部负责草拟推进方案，经过对农民、企业调研，确定学技能主要的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服务经济发展的，比如农业方面就是学习实用技术服务农业，工业方面就是要学习服务企业的技能，包括指导农民签合同，企业证照办理，土地申请等。

　　另一方面包括维护社会稳定、防汛、防灾等。“台风、山火⋯⋯各种自然灾害的现场救助，甚至是农村发生的交通事故，最先到现场的一定是乡、村两级政府的干部，处理这些事情的能力也是他们应该具备的，所以也要进行培训。”庆元县组织部部长叶旭勇说。

　　此后所有乡镇干部都选择了自己的技能方向，并参加考试。在每个镇的办公楼前，每个乡干部的名字、所学技能和联系方式都被公布出来，农民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他们咨询。

　　在组织学习技能的过程中，要根据每个人报的学习项目来编排小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乡镇干部都是散兵游勇，有些部门机构有，但是人员到不了位。”

　　在乡镇一级，一部分人是行政编制，大概一个镇10个编制，除了七八个是领导，其他就是快退休的，年轻人也就一两个。而其他人员都是事业编制，进入不了行政系列。

　　因此，庆元在各个乡镇都开始了乡镇机构的重构，根据乡镇的大小，以服务中心(站)为平台，整合乡村人员机构，打破传统的上下对应机构设置模式，对乡镇原“七站八所”履行的30多项职能进行归并整合；并根据乡镇规模大小，分类设置“一办若干中心”，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和农村工作指导中心、工业发展服务中心、维稳调处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村镇建设管理中心等。

　　条件好的乡镇，建立乡镇行政服务中心，推行“集体式办公、超市式服务”，工作模式从过去的“分散服务”向“集中服务”转变。“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里的人员都分A、B岗，同一中心的人员彼此之间的业务必须互相熟悉，一旦一个人外出办事，另外的人一样能处理他的业务。”叶旭勇说。

　　这种协同工作的方式，打破了旧有机构鸽笼式分割人员的弊端，也提高了农民的办事效率。同时，淡化干部行政、事业身份限制，开展全员竞聘上岗、双向选择，优化干部资源配置。“原有人员的身份并不改变，但是岗位却要重新竞争。”尽管干部压力大了，但是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这项改革就完成了。

　　在新的乡镇架构基本搭建完成后，庆元继续推动了“一村四助理”改革，把乡镇干部工作中心下移。每个村里不仅要派驻村指导员，还要派金融助理、科技助理、企业助理和平安助理。此外，村干部和这些县镇派下来的驻村指导员的名字电话都统一印在了年画上，发给农民，以便查阅。(记者/蒋明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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