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防组监管链集体推卸责任(2)

　　民政部｜基金会财务及公益活动难以实时监督

　　牙防组作为一个非法人组织，不能开立自己的账户。那么它那么多资金往来是怎么实现的呢？正是这个问题将牙防组的“孪生姐妹”——中国牙防基金会卷入了公众视线。

　　牙防组与牙基会到底是什么关系？曾经投诉牙防组非法认证的李刚博士告诉记者：“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在他看来，原本应该独立、公开的基金会账户，成了牙防组借用的平台。两者默契合作，形成“认证的不收钱，收钱的不认证”的局面。

　　据《关于全国牙防组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证实，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

　　对此，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副处长马昕指出，尽管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管，但牙基会运作中确实暴露出基金会资金运用与管理问题突出。

　　记者调查发现，牙基会的人员工资及行政办公费用存在严重超支、大量挤占公益活动经费的问题。其送给民政部的2005年度工作报告书显示，基金会用于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73．42％，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17．32％。严重违反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马昕说：“年检报告并不能反映基金会存在的全部问题。”她坦陈，由于人力和各方面的限制，对基金会的财务及公益活动状况不能进行实时监督，只是事后审计和检查。而且年度报告书中只有直接的收入和支出总数，不能清楚地反映基金会“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也给基金会留下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牙防组与牙基会组成人员的高度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等认为，我国在基金会的管理上应加大基金会信息公布力度，加强对公益支出和捐赠收入的监管力度。如严格明确哪些活动是公益支出，财务报告增加更详细的科目说明等。在人员配备方面，要促使理事会组成人员更合理，避免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关联和交易。

　　商报回放

　　全国牙防组事件终于以“撤销”而落下帷幕，然而与之有牵连的全体监管部门仍然集体推卸责任。早在2006年4月13日，本报记者已对“牙防组”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刊发《卫生部被牙防组拖下水？卫生部角色“悬疑”》一文，从卫生部对牙防组监管的角度提出质疑……

　　言论

　　“猛打”牙防组“穷追”监管方

　　一年前，当全国牙防组因“无认证资格”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引发京沪两地诉讼潮时，本报就曾经探讨过到底谁应该为属于非法人机构的“全国牙防组”来负责问题。然而一年之后，当卫生部发出一纸公告决定撤销全国牙防组时，卫生部、认监委、民政部等与全国牙防组有着直接牵连的部门面对媒体依然集体推卸责任。

　　于是，谁来为全国牙防组事件负责仍然是个大大的悬念。

　　全国牙防组这个机构虽然就此告别尘世，但其留给我们的思考显然不能简单地随着“撤销”而停止。换言之，面对逃脱层层监管生存近20年的全国牙防组，其背后暴露出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反思空间，而不应仅仅满足于其组织意义上的“寿终正寝”。也许，应该更加深入思考的是那些推诿责任的监管机构。

　　对于那些监管部门身后的诸类“权威认证”机构，我们应该继续“穷追猛打”。

　　回顾全国牙防组的前世今生，不难发现，缺乏严格法定身份的全国牙防组在实质上有着深厚的权力烙印——它是卫生行政部门自上而下操办的产物。众多企业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全国牙防组所谓的“认证”，关键还是在于其身后有着可以倚靠的“主管”行政部门。其实说到底，还是权力约束或者说权力运行规范的问题。

　　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和谐意味着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只有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三者之间形成有效的制约、互动、平衡，社会才能保持健康持久的发展活力。而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尤其作为政府一方强势、凌驾于其他两者之上，则“天平”就会倾斜。

　　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领域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过度干预管制的局面，许多名义上的社团组织事实上还是一种“二政府”。如此一来，从客观上为权力的泛滥提供了制度土壤，致使腐败机会大大增加。

　　“猛打”全国牙防组之后，我们应该继续“穷追”有责任的监管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