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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黄睿报道
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其中也出现了很多争论，例如高能耗、调控手段、房地产市场等。就上述焦点问题，《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教授。
记者：中国“十五”至“十一五”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你觉得最需迫切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袁钢明：我认为能否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最关键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在于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要犯大错误，同时结合必要的小的调整。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用了16年使经济翻了两番，经济提高后，我们不敢再说翻一番。没想到在“十一五”提出经济7％的增长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的增长就达到10％。客观地讲，我们经济增长的势头良好，要做到今后继续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根据实际情况，发挥潜力，同时经济增长又不过高、过热。
记者：你曾谈到，对于经济降温，市场手段仍是主导；而对于经济转型期的一些违规操作以及调控后的就业和社会稳定等问题，行政力量的调控需要加强。“市场手段”重点着力于调节，“行政手段”重点着力于监督。但从现阶段的“行政调控”来看，其早已超越监督，很多时候都取代“市场”成为主要调节手段，那么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是否应主要依靠“行政调控”？
袁钢明：对于“市场调节”与“行政调节”应高度重视。现在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较成熟，而且发展势头很好。市场已成为各企业调节生产，决定投资以及经营变化的主要参考依据。例如，贷款利率的提高马上就能起作用。但是经济调节手段直接影响经济主体。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避免一些已上马的项目被撤销，希望不要动用经济手段，而希望通过“行政调节”得到特殊保护。这就造成了很多投资主体更多和行政机关打交道，和审批打交道。现在甚至很多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这么做。而很多靠这些方式得到审批的企业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企业。
但我们也不能缺少行政手段，例如，一些破坏环境、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项目都需要行政手段来制止。有人现在认为“市场调控”见效慢。其实市场调节也可以很猛烈，这主要是一个力度问题。但“行政调控”的问题就是其突然性很强，易造成经济猛烈动荡，扰乱市场，干扰我国现在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破坏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今年6月你曾指出当前经济高速增长需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不要犯错误；二是在保持高度注意的同时允许投资增速在正常范围内的波动；三是密切关注房地产的风险。你认为现在这三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或者国家的政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向上是否正确？
袁钢明：对于货币的调控也还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增长多少合适？我们也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去年贷款增长13％，今年7月就达到16％，15％可能比较低，20％则过高。对于货币政策是否适当，有两个指标：一是投资高低，二是通胀通缩是否正常。现在投资过热，但还不至于发生危险。但现在贷款还是过松，应该有些调控政策，使过热投资缓慢降下来。
房地产最危险，因为房地产有投机性。它既是一种金融投机，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若出现问题，易给银行造成坏账和危机。现在一些地方房地产增长是有点过头，但还没有到控制不住的程度。我们的房地产措施和政策晚了一点，弱了一点。但我们现在还保持很高的警惕性，房地产业始终处于我们的严密监控之内。现在关于房地产的争论很多，但还没失控。我个人认为，对房地产的控制还是弱了一点，特别是对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应防止其过快增长。全国房价上涨约在5％～6％的范围，不算很快。而北京、上海上涨太快。所以房地产业应高度重视少数特殊地区。
记者：当前国家将降低能耗纳入官员考核。你曾提出，经济发展中必然会有一个能源消耗过快的阶段，但发展过快不必然等于能源消耗过快。你认为我国现阶段是否已经过了能源消耗过快阶段？若没过，当前的高能耗是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若已过，降低能耗似尚无明显迹象。
袁钢明：能耗过高这个问题很难绕过去。目前我国正进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高能耗的产业。例如，钢铁业能耗很高，然而建筑材料、铁路、公路等建设都离不开钢铁。有人说可以使用其他材料降低能耗，然而其他生产其他材料同样需要能耗。这种能耗是难以替代的。然而，现在对我们有利的是，国际上对于我们国家的能耗还能支持；我估计下一个崛起的高能耗的国家将是印度。中国幸好还没与它撞车。以我国现阶段人均能耗来看，和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能耗的增长只能达到一定水平才有可能降下来。以家电为例，城市的家电已日趋饱和，那么这时家电生产厂家就会转向节能家电的生产。这样，以后节能家电的逐渐普及将降低整个能耗。另外，农村家电还不普及，在农村家电逐渐普及的过程中，也会增加能耗。因此，我们现在过早提能耗过高，其实很难做到节能降耗。因为高能耗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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