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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你的幸福指数如何？”将来我们的生活中或许会出现这样一句问候语。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近日表示，我国将推出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针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再被质疑与老百姓的真实消费感受相去甚远，本报曾发表《设立贴近居民感受的新指数》。“幸福指数”有望出台，让人们对此充满期待。
眼下已有一些城市正在探索把民众的生活感受上升为政府行为，上升到行政决策咨
询的层面，比如深圳尝试将居民幸福感纳入官员考核指标；北京将“幸福感”作为重要内容正式列入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标体系调查。现在，国家级幸福指数也在酝酿中，相信将有助政府在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走得更为顺畅。
CPI指数与居民真实消费感受脱节，有先天局限——CPI统计口径必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消费分类相一致。目前CPI指数权重大致为：食品权重占1／3，为33.6％；非食品价格权重为22.0％；服务价格权重为44.0％，其中房地产价格和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的权重很低。这样的采样标准自然就会“漠视”居民消费正在向房地产、教育、医疗保健倾斜的趋势。近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则显示，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一比重也分别达到25.9％和23.3％。
不同的调查内容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结果则将可能引导不同的政府决策。如果出现误导，将使重大民生问题不能尽快解决，有悖“以人为本”的执政精神。因此，根据社会的变化设立多角度的指数，有助于政府深入了解民意，获取决策依据，调整执政理念。英国政府早在2002年就公布了“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美国正在编制国民幸福指数，联合国则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
另一方面，只反映居民消费支出的CPI显然无法表现交通路况的提升、治安环境的扭转、文化活动的丰盛与否，而政府在大环境上所做的努力有可能被人们“低估”了。
正在探索中的深圳，则试图把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渗入到居民日常体验中去，研究人员把“和谐指数”和“幸福指数”细化成“个人幸福量表”和“社会和谐量表”。“个人幸福量表”更加侧重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心态、归属感等主观感受；“社会和谐量表”中的20多个问题，则包括社会公平、公共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为了让“和谐”和“幸福”成为反映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可操作指标，深圳市从去年起开始实施一系列工程来实现建设“和谐深圳”的目标。
这证明，看似虚拟的幸福感其实与政府的管理能力高度相关，提供就业、增加收入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感，政府在交通、环境、社会治安上的努力也与幸福感有关。
因此，幸福指数有着与CPI不同的任务。如果说CPI是记录百姓开支的流水账，那么幸福指数应该像一只温度计，带着“感情色彩”，反映民生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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