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

　　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

　　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陨落

　　□本报记者赵蕾苏永通

　　9月10日晚10点10分，一代知识产权大师郑成思去世。

　　5月19日，社科院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郑成思悄悄离开了，没有参加完其他博士的答辩。见他的人说，“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一周后，郑成思给中央领导讲了一次课。讲课前夕，社科院法学所和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党委书记陈盨到他家看过他，“当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陈盨劝说他，如果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所里可以向有关方面汇报。郑成思说，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次讲课他必须去。

　　5月26日，郑成思第二次站在中南海的讲台上。此时距离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已有一年。家人告诉记者，确诊时，病魔已经折磨了他整整八年，但

医院一直没有查出来。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病痛一直折磨着这位学术泰斗。

　　“都没地方动刀子了。”他的夫人说，她拖着疲惫的步子，显得消瘦而憔悴。

　　郑成思生命中的大半光阴都烙上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印迹。

　　1979年，多数国人不知知识产权为何物时，郑成思翻译《各国商标法概要》，把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

　　1984年郑成思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知识产权专著《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他翻译出版的《专利法基础》和最先发表的关于专利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论文，成为1985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的基石。

　　“这两天起草郑教授的生平，我发现，他在知识产权中的很多领域都有创建性的作用。”陈盨告诉记者。

　　陈锦川从1993年开始从事知识产权的工作。“最早看到的都是郑教授的著作”。陈现在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副庭长。他告诉记者，1980年代郑成思介绍了很多国外的判例，当时国内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一片荒芜。

　　1994年4月，谈判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正式签订。不出半年，郑成思撰写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解释该协定的著作———不仅把协定翻为中文，还加上自己对相关条款的注解。

　　他的同事、国内知识产权界著名学者李顺德大为惊叹。他坦言，如果不是长期跟踪研究，著作不可能这么快出来。

　　这本小册子成为当时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方代表团人手一册的读物。在那轮谈判中，郑成思是中方的法律顾问。

　　“因为他对TRIPS协定的研究很深入，在谈判中击退了美方提出的超越或者违反协定的要求。”李告诉记者。

　　那轮谈判过后，当时的外经贸部通报表扬了郑成思。国际法官学院副教授管育鹰告诉记者，美国

商务部官员到访中国，曾“点名”想和郑成思见面，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除此之外，郑成思不愿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2000年前后社科院法学所换届，“中央组织部已经下文了，任命他为所长。”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室研究员李顺德告诉记者，郑成思最后还是辞掉了。

　　郑成思也不愿意兼职当律师。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室主任李顺德曾经问过他原因。郑成思的回答是，“当了律师就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了，不可能中立，法院也不会来找我，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向他们提意见和建议了。”

　　但郑成思当过原告。他把侵犯自己著作权的网络公司告上法庭，在他看来，没有比身体力行

维权更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他的大女儿说，父亲最看不过那些侵权的事情。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室的周林告诉记者，这是他觉得郑成思的特别之处，“他是个学问家，也是个实践者。”

　　“老师太忙太累了！”唐广良告诉记者，每次面对老师，他总觉得特别惭愧。唐告诉记者，老师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在读书和做研究。在学生们看来，郑成思是个近乎“无趣”的人，“有时甚至觉得他连基本的需求都没有。”

　　“在法学成为显学的今天，像郑老师这样的大家，完全可以不用那么艰苦。”陈盨向记者感慨道，“郑老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术上了。”

　　郑似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我真想多活三五年，没培养出能超越自己的人才，有愧于国家。”

　　郑成思的突然离去让他多年的同行、国内另一著名知识产权学者吴汉东感到难过。法学界曾有“北郑南吴”之称，在吴汉东心目中，“郑老师永远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是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启蒙者。”

　　吴汉东说，他和郑成思对决策层提出的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感到鼓舞。“可是，国家知识产权的春天来了，郑老师这个播种的人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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