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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发改委的有关部门发布文件显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比较大，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国人收入差别过大，将会或已经对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此次是政府权威部门说话，分量不同以往，自然又引起媒体和学界一轮热议。
居民收入差别过大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媒体和学界已有很多精
辟见解。至于如何调整居民收入差别，人们多是强调政府应发挥“有形之手”作用，弥补市场“无形之手”在这方面的缺失。赞同之余，还想补充一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也是调整收入差别必不可少的手段。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讳言西方存在的收入差别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而且明确使用“不公平”这样的字眼。所谓基尼系数就是用数学图形表示的实际收入曲线距离收入绝对公平正（每人的收入都完全相等）线的数值与实际收入曲线距离收入绝对不公平（全社会的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线的数值的比例。他们承认“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极大差异。”减少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手段是靠政府采取累进税制度、为穷人设立“安全网”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对低收入阶层实行消费补贴等。至于应该把不公平程度调整什么程度才算合适？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收入差别扩大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有关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基尼系数还一直保持在0.3至0.4这一可接受范围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收入差别的扩大，而抑制收入差别过大还要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学，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中国的现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评论当时德国情况时说的话，“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借用这句话，将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换为“市场经济体制”，可说是今天中国情况的写照。确实，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允许要素参加分配，激励人们在市场上的逐利行为是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原因。调整由此产生的收入差别过大状况，看来不能靠市场，要靠市长。
目前在中国，失地农民和失去原有住房的城市贫民与房地产业从业者收入差别极大。但在相当程度上，这正是因为双方没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而是用野蛮拆迁、圈地的手段剥夺土地使用权的结果；职业差别是居民收入差别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获利高、甚至是暴利行业的员工，自然薪酬水平高，但暴利行业往往是垄断行业，生产要素并不能按市场经济原则，按利润率平均化规律随便进入这些行业。纠正这些原因引起的收入差别过大现象，只能是靠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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