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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不同年龄组群人口的变动上，特别是15-59岁或15-64岁成年人口、0-14岁少年人口以及6-11岁、12-17岁、18-21岁各年龄组群的变动。因为成年人口变动关系到劳动力的供给和社会被抚养人口比例的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其余各年龄组群人口的变动，决定着每年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人口的数量，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与之相适应。预测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升高，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进入90年代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更
升高到占总人口65%以上，老年和少年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则下降到0.5以下，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步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期。如以从属年龄比低于0.5作标准，这一“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少被抚养人口即从属年龄比，已从1982年普查时的0.63下降到1990年的0.50，2000年的0.46；中位预测表明，2010年可进一步下降到0.37的最低水平；虽然此后从属年龄比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速度较慢，2020年可升至0.45，相当于2000年水平；2030年可升至0.48，接近1990年水平。2030?2040年间上升比较显著，2040年可升至0.59；2040年以后则变动不大，2050年略升高至0.61，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未来1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正值劳动年龄人口充裕、从属年龄人口比处在低谷的“人口盈利”期，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盈利”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人口盈利”期过后就是从属年龄比上升较快的“人口亏损”期，在“盈利”期就要筹划如何以“盈”抵“亏”、以“利”补“损”的方略，不能只分享眼前的“红利”而不顾及日后的“亏损”。
结合预测并通过构建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对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出趋势性的判断，几点最重要的发现，阐发如下:
（1）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
利用1978以来有关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变动等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均储蓄水平与人均GDP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和线性关系，与老龄化不具有线性关系；通过对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双对数模型检验得知，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老年人口比重每增长1%，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对储蓄率富有弹性，劳动年龄人口每增长1%，储蓄率可提高1.47个百分点。
（2）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
通过双标准化分析发现，我国20世纪90年代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主要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别劳动参与模式的变动引起的，特别是较低年龄组群入学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引发的。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所占比例逐渐降低，45-64岁相对较高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水平不变，劳动参与率也将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45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将更加明显。
（3）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利用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对未来不同人口年龄结构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模拟，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较高、上升速度较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比较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比较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较低、上升的速度较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比较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在模型模拟分析中，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对消费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无论在何种消费函数下，都以人口低方案下的高度老龄化的产出能力为最低，中方案次之，高方案为最高。以不含滞后消费变量的消费函数为例，2020年低、中、高三种方案产出之比为1.00：1.35：1.35，2040年为1.00：2.20：2.24。从产出角度看，到2035年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相比，其产出值可相差近1倍，2050年可相差1.5倍，时间越长落差越大。
（4） 老龄化与收入分配。
国际社会一般将支付老年的退休金等费用占到国民收入的10%或工资总额的29％定为“警戒线”，超过这一“警戒线”将使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中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4%上升到了1993年的3.7%，13年间上升了2.3个百分点；预测2025-2030年可超过10%，占工资总额可达30%左右，逼近或突破上述“警戒线”。然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足见问题之严重，对“人口亏损”必须有足够的估量。（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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