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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经商处的宿舍为自己准备晚饭。突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打开门，某省驻以色列的劳务公司代表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哑着嗓子对我说：“农业劳务工人罢工了。”我一听，神经即刻紧张起来。中以农业劳务合作是外经贸部领导亲自过问和促成的项目，是扩大中以经济合作的新亮点。几个月来，已经有1400多名中国农业工人到了以色列。我们正准备继续扩大对以农业劳务合作的规模和层次，怎么突然就闹起罢工来了？我马上放下手里的东西，关掉炉火，和公司代表一道，在黑夜里，
驱车向中国工人的驻地驶去。
工人的驻地距经商处有几十公里，路上，公司代表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
参加罢工的工人是在果园里摘橘子的劳务人员，有数百人。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合同签约的外方未履行有关工资条款内容。合同规定，工人每月的最低工资是400美元，而工人实际拿到的工资只有100多美元，工人要求外方履行合同，被对方拒绝。
与我合作的外方是以色列某劳务公司。以色列雇佣外籍农业劳务的方式是，由政府授权的劳务公司集合政府每年向各农业单位发出的外籍农业劳务入境工作指标，而后向国外招聘外籍工人，并负责办理外籍农业劳务人员的入境工作签证。外籍劳务人员入境后，由以色列劳务公司统一管理劳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工人的工作安排是根据当地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农户要求，由劳务公司分派。工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是随着农户的要求而变动的，工资也由每个农户按工人的实际劳动效果计件支付。外方公司说，中国工人没有完成一定的工作数额，农户给不了工人高工资，责任在中国工人。
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引发了罢工。
当地一直实行的是计件工资，怎么变了规矩，而签了计时工资的合同了？据了解，签定计时合同，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由代表劳务人员一方提出的要求。而外方代表在签约中犯了一个错误，他凭着雇佣泰国、菲律宾、巴勒斯坦等国工人的经验，以为即便按计时工资的计算方法，中国工人拿到400美元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便同意了设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合同条款要求。
谁知中国工人与泰国等国家的工人大不相同，由于身体素质，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原因，泰国工人一天最少摘5大箱橘子，中国工人只能摘1箱多。农户不满意，只能给中国工人100多美元。外方公司掉进了“阱”里。如果坚持按合同要求，由外方补上400美元的差额，外方公司就得破产，中国工人也难免要打道回府，离开以色列，工资也未必能全额拿到，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
权衡利弊，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工人复工，不再提400美元的要求。同时努力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改变工人的工作内容要求，借以补偿工人的经济损失。
最终，我做通了工人的工作，当天晚上就结束了罢工。工人按雇主的要求，继续摘了3个月的橘子。在此期间，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月工资拿到200多美元。3个月后，根据我方与外方协商的结果，外方给所有的中国工人都调换了适于中国工人特点的工作，从此不再让他们摘橘子，使中国工人月收入稳定在600美元以上，高的达到1000多美元。两年的合同期结束后，工人们满载而归，中外双方皆大欢喜。
从这件案例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即商业合同的条款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能死守着一个版本，死盯着某项要求。在签合同的时候，不能只顾自己一方合适，也要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对方的利益，顾及对方因此而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履行合同。如果能做到适时地提醒对方关注其未注意到的某些问题，则往往会有更好的结果。它不仅会减少不必要的合同纠纷，有效地保证项目的实施，使签约双方都能获利，还可以增进双方的信任和感情，促成长久稳定的合作。以互利促互信，以互信保互利，这也是诚信经商的一个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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