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工厂深处：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4)

　　劳工NGO

　　国内第一个劳工NGO(非政府组织)诞生于1998年。那一年，被称之为“廖晓峰年”。

　　廖晓峰，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广州番禺打工。有一次，一个老乡手指头被锯断，他查阅法律书籍帮助讨回了6000元赔偿金。又一次，他一纸诉状把一个拒绝赔付的老板告上法庭，帮一位工友讨回了10800元工伤赔偿。

　　两次偶然的机遇，促使廖晓峰走上了帮助外来工维权之路。1998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打算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进行普法宣传。当他兴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从事劳工维权，多少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更难的是，求援的打工者纷至沓来。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廖晓峰必须先垫付差旅费，有时还要为他们提供食宿。生存问题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廖晓峰曾致信团中央领导求助：“目前，我所面临的困难，在工作上、经济上让我无所适从，惟一不倒的是我的信念。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久之后，《羊城晚报》披露了一则对廖晓峰不利的消息———一位打工者投诉他收费过高。舆论一时哗然，英雄的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廖晓峰悄然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尽管昙花一现不到半年时间，但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2002年以后，珠三角专门为外来工维权的NGO已达10多个，他们主要致力于为珠三角数千万民工处理欠薪、工伤等劳资纠纷。

　　“工人委员会”试验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深圳宝安区一家玩具厂的大餐厅里，500多名工人围坐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的周围。按照事先与工厂老板的约定，他为工人讲授他们拥有的法律权利以及如何与老板沟通。

　　此前不久，刘开明刚刚给这家工厂的老板及管理层上过课。内容主要有“华南地区的劳资关系”等四部分，其中包括“理解工人的声音”。

　　在外人看来，刘开明的这项工作似乎很荒谬———怎么可能告诉狼要善待小羊呢？老板又怎么会允许一个民间劳工组织来告诉他的工人，怎样和他讨价还价？但刘开明将“荒谬”变成了现实。从2001年至今，他所在的机构已经为珠三角20多家工厂做过培训，有上万名工人参加。

　　“一方面，我们选择的都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工厂，老板经常为工人罢工等问题头疼。另一方面，这些工厂大都为跨国公司生产产品，而这些跨国公司对工厂有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这正是刘开明可借助的两种力量。

　　7年前，到深圳淘金的文学博士刘开明亲眼目睹了“深圳速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但耀眼的霓虹灯后面，外来工却不得不忍受超低工资、超常加班和频发的工伤、职业病。

　　“也许，与为单个外来工维权相比，帮助工人建立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更有意义。因为，对等地与老板沟通更有可能帮助劳资双方达到双赢。”刘开明说。

　　作为尝试，刘开明正帮助宝安区这家玩具厂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10月25日，玩具厂500多名工人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了26位工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此前，全体候选人接受了长达半年的培训，包括如何演讲和怎样做好工人代表。

　　刘开明强调，这个委员会不是“独立工会”，而是公司法规定的“工人委员会”，是工厂管理架构中的一部分。

　　“许多工会尚且形同虚设，工人委员会就能起到作用？”有人质疑。

　　刘开明的回答是：首先，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全部从普通工人中选举产生；其次，就在这个委员会筹建期间，工厂发生过两次罢工，最终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就在刘开明和他的团队进驻工厂两周后的一天，工人们打卡后没有按要求去车间，而是汇聚到了车间前面的空地上。工厂老板与刘开明一同赶到现场。这位刚听刘开明讲完课的老板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工人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为什么？

　　刘开明动员工人选出几个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写下来，到办公室与老板商谈。原来，工厂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导致工人们收入减少。同时，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

　　老板当场答复工人代表，伙食问题马上解决，保证恢复原来的水平。但加班问题是由于订单减少的缘故，估计下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希望工人能谅解。

　　“只要劳资双方沟通顺畅，许多冲突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刘开明告诉记者，这场罢工事件的解决，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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