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工厂深处：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3)

　谁反对调高最低工资

　　为调高最低工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资处处长黄林琰发了火。

　　8月份，黄林琰到东莞市征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该市劳动局同意调高，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480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

　　“但到了市政府，一位分管副市长连一分钱的调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在珠三角，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

　　在东莞一家台资厂调研时，黄林琰发了第二通火。

　　这家工厂给工人开出的底薪为东莞最低工资水平每月450元。但该厂规定，其中280元为工人的基本工资。

　　“这看起来没什么，但因为涉及加班工资的计算，大有讲究。”黄林琰算了一笔账，按280元的基本工资，工人平常加班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就是每小时1.61元。平常、周末和节假日的每小时加班工资分别是这个基数的1.5倍、2倍和3倍。“实际上，加班工资的基数应该按45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来计算，为每小时2.69元”。

　　中山大学黄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我国劳动部门也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但目前珠三角城市这一比例却只能达到20%至30%。

　　全国总工会的警告

　　拥有7000多名常住人口的葵涌镇，像一片叶子斜挂在深圳东部。1993年11月19日，一条发自葵涌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当天下午，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打工妹罹难，53名打工妹被烧伤。从遇难人数看，这是仅次于泰国开达玩具厂的亚洲第二大火灾。

　　小英侥幸活了下来，却从此永远失去了左小腿。

　　拔山镇是忠县在致丽厂打工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后来证实，有27名拔山青年在大火中被烧死，5人被烧伤。当时镇上只有一家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小邮局。噩耗传来，原本冷冷清清的小邮局突然挤满了发电报、打电话的拔山人。那段日子，拔山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失去儿女的老人的哀号……

　　检察机关查实，租下厂房后，劳钊泉雇人用铜线做保险线，严重违背了消防安全规定。

　　致丽厂火险隐患明显，何以能在此前4年时间里屡屡逃过消防安全检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方厂长黄国光和葵涌镇镇长曾伟东。

　　当年，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指出了13条火险隐患并要求限期整改。但身在香港的劳钊泉随即电话指示黄国光，送3000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摆平此事。“三来一补”企业几乎都是如此，老板一般委托港台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而中方委派的厂长由于在地方人缘活络，主要负责劳动、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

　　特大火灾惊动了全国总工会。一个由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安带队的检查组急赴深圳，参与事故查处。全总的调查报告将“镇政府督促整改不力”、“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外商”列为大火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调查组还吃惊地发现，尽管致丽厂组建了工会，也挂了牌，但从未开展过任何活动，更不要说替工人维权。这个“空壳工会”的主席正是黄国光。

　　1994年12月15日，龙岗区人民法院静悄悄地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黄国光、劳钊泉、港方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等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镇长曾伟东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后来还升了职。

　　“事实上，镇里和老板合资办企业，村里收企业的厂房租金，镇里收取厂里上缴的工缴费，当地政府如何能保护工人的权益？”时任全总外商投资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田玉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当时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地方检查时，他和同事们发现，就连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各地总工会都被分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

　　机器吃人

　　1991年5月30日，东莞市石排镇兴业制衣厂曾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起因与致丽大火如出一辙，72名工人丧生。兴业大火后，全总带队的安全检查团，就曾首度向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警告：

　　“投资者急功近利，为获取利润不顾职工安全健康；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管理区和村，片面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

　　遗憾的是，这次警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年后，有两位记者通过艰苦调查，揭开了珠三角令人震惊的工伤和职业病状况。

　　1999年1月15日，一篇题为《深圳屡屡发生工人被打死累死的恶性事件》的内参发至全国总工会及相关部委领导的手中。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有5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

　　“工伤律师”周立太给两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为了印证律师的数据，两位记者对深圳市7个医院的法医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他们得到的结果是：7个法医室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

　　“实际人数比上述统计数目要高。因为有些伤残者与老板私了，根本未作工伤鉴定。”法医的判断是，私了的比例大概在20%左右。这些人在拿到两三万元的赔偿金后被无情地赶出了珠三角。

　　随后，又一篇题为《深圳外来工生存状况恶劣，每年有一万只手臂被机器吞噬》的内参发回北京。调查发现，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

　　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哪还能“没事找事”去管人家呢？

　　小镇里的断指医院

　　从佛山市出发，经过以小家电制造闻名的北蟯镇，十几分钟车程就到了伦教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一片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占地30多亩的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鹤立鸡群。一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如今，两幢高楼拔地而起。

　　这样一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在断指再植方面，其治疗水平近乎国内一流。

　　该院常务副院长姓肖，是个35岁的年轻人。10年里，他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一例。医院的病人大都来自周边的各个工业区。

　　“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干事程恒涛说。受人力所限，程恒涛和他的同事只能对54家有手外科的医院定点探访。而这个数字，只是珠三角设有手外科的医院数目的一半左右。

　　他们今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造成大量工伤的原因，几乎与两位记者5年前的调查结论没有差别。

　　现居重庆的周立太算得上珠三角第一代劳工律师。从1996年5月1日开始至今，他总共代理劳工维权案件4698起，其中近1000件涉及工伤赔偿。他作了一个统计，从工伤性质确定，到提起仲裁，最后进入诉讼，平均需耗时近3年时间。

　　“这极大地增加了外来工的维权成本。”周立太认为，高昂的诉讼成本导致外来工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很多老板则故意通过走司法程序来消耗外来工，逼迫他们私了。

　　专事劳资官司的律师宦军精心选择了东莞市长安镇作为大本营。这里北可辐射广州，南可以到深圳，周边都是珠三角最繁荣的地区。当年周立太等第一代劳工律师主要驻扎在深圳，而今，更多的律师选择东莞。深圳一位从事劳动仲裁的官员跟东莞的同行开玩笑，当年这帮律师搞得深圳鸡犬不宁，如今该你们东莞头疼了。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刘开明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就至少在100起以上。

　　曾获“中国十大杰出律师”称号的高智晟惊讶地发现，一些工人进厂已经两年，资方从未告知其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虽再三解释，一位工人仍未弄懂工会是个什么组织。

　　高智晟认为，恶劣的劳资关系现状，劳资矛盾沟通渠道不畅，以及司法保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等，才是引发一系列事件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虑地说。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