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运作(3)

　　第三，重新设立证券交易所。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人民币以后，人民币地位逐步巩固。天津市于1949年4月物价已相当稳定。这时游资转向证券黑市交易的日益增多，如启新公司的股票由一千元涨至五千至六千元，成交数量由数百单位达到三千至四千单位。天津市军管会于1949年4月27日决定开放证券交易，6月1日正式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天津开放证券交易后，北京部分资金向天津转移。同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议政府建立北京市证券交易所。经中财委批准，北京市证券交易所于1950年2月1日成立，受北京市人民银行领导。证券交易所使资本家产生安全感，减少了资本外流；并给吸收游资开辟了一条路，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对于反映游资状态，提高股票的地位也有一定作用。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搞工业化

　　陈云反复强调，在工业落后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进步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这是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诸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1949年12月，上海几个资本家准备投资创办大华民航公司。当时已经确定了航空事业归国营的原则。陈云与周恩来总理交换意见后给中财委副主任马寅初写信指出，“中国航空公司应吸收一部分本国私人的投资。私人投资的方式，不必先由私人筹设新公司后再投入中国航空公司，而可以将资本直接投入。如将来希望投资于民航者很多，则中国航空公司可于一定时间内专作一次征集私股的号召。考虑到航空所需的器材都购之国外，私人投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股金，也应该是外币。”这是陈云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首次提出吸引私人资本入股国营企业的建议。

　　陈云主张在经济建设中要适当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适当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对资本家也要实事求是。在“五反”运动中，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户，资本只有一万五千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国营企业要让私营企业发展。国营让出任务后，要减少上缴利润，但如果不让出，就要付出救济费，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样的。我们宁可减少上缴利润，少出救济费。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在这一两年内慢一些，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两年。

　　在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陈云尖锐地批评了工业投资、成本与利润核算中的虚假问题。要求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核算办法。

　　他在1961年11月24日至12月17日分12次主持的冶金工业座谈会上，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投资应当是补充矿山能力的钱，而我们把维持生产的钱也算作投资。明年国家对铁矿山的投资只有一亿三千万元，而要维持六千万吨铁矿的生产就需要二亿元。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增加工业原料，就要增加机器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方面把应当打入成本的生产维持费当作利润拿出来，另一方面把投资用于维持生产。这样，成本和利润都是虚假的。

　　铁矿、煤矿、林业都有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学苏联的算法，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这么算的。陈云这时已经尖锐地指出国营工业企业折旧过低，投入产出核算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中被发现，却没有解决，在20年至30年后集中暴露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