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运作(2)

　　新中国建立初期，侨汇是重要的外汇来源。195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侨汇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侨汇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国家的政策是长期保护和利用。在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的华侨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时，仍按个人股金处理，股息八厘，阶级成分不因投资关系而转变。

　　对待私人资本，陈云不仅从经济上考虑，而且从政治的长治久安着眼，从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的角度看问题。他说，同志们怕同资本家接触，一怕右倾，二怕麻烦。怕麻烦，说明我们本领不如他们，怕他们调皮，驾驭不住。这证明资本家有相当经验，不用是错误的。在资本家的财富中，人和机器哪个重要？我们不能说人比机器更重要，但是不少人的重要不下于机器。今后每项工作中都要有一批人唱对台戏。侯宝林说相声就是两个人，矛盾统一，事物才有发展。苏联没有反对派，什么事共产党说了算，结果吃了亏。哪个地方、部门有争论，哪里就出真理。反之，没有争论，大致要出毛病。听话要听四个方面的话：一是业务部门，二是工人，三是党委，四是资本家。四个方面的话都听了，大体上不会错。大家可以试一试。过去，我们搞经济的人员所以眼光短浅，就是因为没有长上这四个眼睛，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全国工作水平上考虑。

　　灵活运用资本流通，开辟私人投资的途径

　　1950年和1952年两次调整工商业后，私营工商业有了剩余资金和闲置资金。为了引导其投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中，防止游资扰乱市场，中财委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家银行信用为主导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包括投资公司集资、证券发行和买卖、银行办理长期性存放款等等，组织长期资金市场，吸收私人资本转化作长期生产资本。

　　陈云在1952年5月至6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建设应由国家掌握，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设可由私人经营，对国家和私人的投资方向作了大体分工。投资途径有三：

　　首先，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主导作用，吸收私人游资，鼓励私人投资；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吸收杜会游资；交通银行办理长期存款，重点吸收各企业的公积金和折旧准备金；采取贷款和说服它们采用专款专用的方式扩大再生产。从1951年起，银行普遍开展私人业务。主要做法是同私营企业分别订立各种业务合同，并通过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往来，争取私营企业的大部分收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以便调节私人资金活动，保证市场稳定与活跃。扩大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使私营工商业者加强经营信心，提高投资热情。1950年初，私营工商业一度经营困难，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贷款给国营贸易部门，支持其扩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困难；同时也增加对私营工厂的贷款。如上海市分行对申新纱厂等重要工业企业发行期限较长，金额较大的设备改造性生产贷款，并同企业订立业务合同，促进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坚定其经营信心。

　　其次，领导组织投资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办了一批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公私合营性质的投资公司。以吸收社会游资，向工业企业直接投资。恢复时期的投资公司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金融企业，通过国家资金带动私人资本扶植管理工商业。京津两市的投资公司开始时均以30%左右的国家资金带动70%左右的私人资本，再由投资公司合理投放出去，又可以间接团结数十百倍的私人资本。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的投资公司为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该公司于1950年9月成立，资金来源于募股，股东总额预定为200万元人民币，公股占30%，其余70%向私人募集。从1950年兴办到1956年决算，累计纯收益为10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