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3)

　　第三个困惑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政府转移支付的目的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贫富悬殊，所以理论上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跨地区的数据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如果用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下，个人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只有劳动所得。在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劳动者所得，也有资本所得，企业家赚取的是利润。改革开放后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利润甚至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自然会想到，如果利润在GDP中的比重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更大一点。但我们发现跨省数据不支持这个结论。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算出各地区GDP中劳动所得、利润、生产税和折旧四部分的比例。大体上讲，剔除了税收和折旧之后，全国劳动所得占GDP是三分之二，利润占三分之一。但各地区的差距很大。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的收入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利润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活动。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五个困惑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如果说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主导作用越强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事实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使用樊纲他们提供的2001年各省市场化指数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同一年各省的基尼系数，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困惑。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的差距是指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这样的效率和收入增长，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处在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有效边界上？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rrlees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额税或提供不同的定额补贴实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比如说，工作同样的时间，你可以创造200元的价值，我只能创造100元的价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额税，然后补贴我50元，我们两人就可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办法使得每个人的货币收入相等，事实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因为为了获得等量的收入，能力高的人只需要花较少的工作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所以Mirrlees说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上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 (收入)；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