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

　　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不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收入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一个激励制度，创造社会财富的制度。一个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是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工资是政府决定的，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是政府给我们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这个定价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政府仍在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制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

　　回想一下在改革的初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按劳分配”正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连“按劳分配”都不承认。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随着国有企业利润和个人奖金政策的引入，不同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非国有部门也开始发展，一部分人因为从事个体商业活动富起来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个人收入差别引起了很多的社会矛盾，到了1984-1986年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那时候叫“红眼病”。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但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平面媒体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现在要查到当时有关收入分配不公的争论的报道可能并不多。政府应对收入差距的办法是提高“奖金税”。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承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就是我们整个收入分配思路的变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中一些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的确立，都凝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贡献。收入分配也是我本人一直关注的问题。上面谈到1984-1986年的“红眼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初我在《管理世界》第一期上发表了《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一文。这篇文章提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

　　回头来看，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上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过去200年来，美国是每4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但我们还是比人家要落后，因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起步太晚。就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我们发展非常快。因为发展快，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如果我们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标准还是新标准，贫困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的标准，1980年是40.7%，2002年降到4.8%；按新标准，分别是75.7%和12.5%。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标准，1981年是23%，到2001年是3%；按新标准，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