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学者不是民意代表 不应该迎合任何人

　　实现和谐社会必须的条件是社会上大部分人认可某些基本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尊重产权、机会均等。否则这个社会无法和谐

　　文/张维迎

　　我的一个担忧是，中国未来在经济总量上的重要性远大于实际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 企业不能在核心技术、品牌方面有大的提升，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永远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企业如果是这样，就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大而不强。我担心中国的GDP和GNP差距会越来越大。

　　那么，究竟怎么打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想这可能首先涉及到企业本身的产权结构。

　　目前来看，我们进入

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基本都是资源或政策垄断型的。

　　从长远来看，这些企业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竞争力，只能代表国家本身的规模和政府对某些产业的垄断。真正能够代表未来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我相信还是来自民营企业。中国未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不是民营企业家个人的前途问题，是中国的前途问题。

　　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

　　民营企业要真正能够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除了它自身的努力，包括技术创新、改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提升领导人的素质等等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整体改革，取决于法治环境和产权制度的完善。我仍然要强调，未来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这个产权制度要使得政府能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权，普通老百姓都尊重他人的产权。侵犯产权的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无论这种侵犯是来自普通大众，还是政府部门。

　　保护产权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产权不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激励机制问题，是人力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是企业能否成长壮大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优秀的人做什么。如果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法治环境也不好，最优秀的人可能就不去做企业了，不去创造财富了。怎么使中国民营企业家有积极性，把这个企业做得越来越大？如果产权保护很弱，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敢把企业发展得太快，因为企业发展太快，他雇的人，很可能拿走他的技术，跟他竞争，然后这个企业不断分裂，企业就不能做大。

　　我要特别指出，产权保护在物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相对来讲容易一点；而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像IT、软件业、咨询等行业，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大得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下更大的力气，否则我们不可能在这些价值最丰厚的领域做出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不好，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中国企业，而不是外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比中国企业更有办法自救。当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时候，还有多少优秀的工程师会选择去中国企业工作？外资企业真正赚便宜的是我们价廉物美的高级人才，而不是廉价的非技术工人。

　　所以未来20年，应该是中国人建立和完善真正的产权制度的20年。如果今后20年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太乐观。现在的这种增长方式，要持续下去非常难。

　　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核心价值观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今后20年将是中国人新的核心价值观念形成的过程。

　　现在大家都在谈和谐社会，我的观点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须条件是社会的绝大部分人认可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核心的理念。如果没有对一些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整个社会不可能和谐。现在的社会比较分立，没有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有时候靠强制的权力可以短期内让人们接受某种价值观，达到表面上的和谐。但是当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的时候，内心认同的核心价值就变得很重要了。

　　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家争论不休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能否达成一个一致意见，要看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认同，哪些我们不能认同。比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能有一部分人赢)，大家能不能认同？如果我们做的是利己不损人的事，或者是利人不损己的事，或者是既利人又利己的事，这样的事大家能不能同意？如果这样的事大家都不能形成共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进步。还有尊重产权，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包括政府，不通过合法的程序不可以剥夺任何公民的产权；还有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等等。如果这样的观点大家都不能认同，和谐社会就很难形成。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是不可能的。

　　和谐社会的形成需要这些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建立理性社会的基础。我们的社会应该变成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社会要求我们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有是非观念，讲逻辑，而不能把个人好恶放在第一位。

　　比如说，作为一个理性社会的人，评价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我们得考虑它是可选的，就是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可行的替代？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就应以更务实的角度看待次优选择。像收入分配，张三所得是李四的5倍，好像很不公平，那么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有些什么可行的选择？如果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张三拿五百，李四拿一百；另外一个可行选择是张三拿三百，李四也拿三百，我们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但是，如果这个选择不可行，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张三拿五百、李四拿一百，或者张三拿一百、李四拿八十，我们就不应该因为后者更平均就反对前者。

　　举这个例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在“可行性集”里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当年提出“效率优先”，不是说不考虑公平，准确一点讲，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义，因为这样对谁都不好。邓小平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说他不想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而是说，只有承认差别，才能大家都富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平均主义的观念严重地阻碍着大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80年代早期，中国好多经济学家写了数百篇文章，就想证明一个道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对的！

　　一个社会更应该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公平理解成机会均等，它实际上和效率优先是同一个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给每一个人创造平等的机会，这个社会就会是有效率的，因为资源可以得到最好的配置，每个人都可以最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现在大家争论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其实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我们所希望的公平。

　　我为什么强调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不断争论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基本东西大家要接受，否则不要说发展，连共同语言都没有，一张口就得吵架。比如数学界要和谐，就要承认1+1=2。如果数学家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认同，那么数学界怎么和谐？不可能和谐。

　　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

　　在过去靠意识形态和强权维护的价值观念消失之后，新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是需要引导的，不可能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我认为，学者和思想家应该在这方面承担很大的责任。我曾跟杜维明先生交流，他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

　　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来预测中国未来20年，学者本身的命运，学者能不能真正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学者，应该在学科规范、思维逻辑、学术思想上讲独立性。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什么结论就说什么话，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哗众取宠，像商人一样，别人想要什么就兜售什么，尽管个人可以出名，但对社会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需要大家高度警惕。

　　当然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要面临各种复杂的关系。过去学者不敢独立，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上不敢这么说，因为有政治压力，这是最糟糕的。如果未来不能形成一批真正有独立学术精神的人，或者这样一批人受到非常严重的摧残，无论是以暴力还是什么其它形式，和谐社会不可能形成。

　　当我们评价一个学者的时候，不能用代表哪种利益的标签——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只能问，他做的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符合科学规范；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逻辑，这是最重要的。比如伽利略，他是科学家，他证明，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是当时的普通大众喜欢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伽利略说了与大众不同的观点，尽管被教会处死了，但他是真正的学者，代表真正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科学家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启蒙大众，指导我们的社会发展，但在现实中并不是大家每时每刻都能认识到。

　　学者要超出现实、超越自我，从事研究。

　　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现象蔓延下去，社会上的好多人将越过做人的道德底线，将使得我们的社会更不和谐。

　　我必须强调，和谐社会的人要有做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道德底线。借用孟子的定义，就是人的四种本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要求我们与人为善，对他人有基本的尊重，而不是与人为恶。

　　比如说，如果我对你不了解，没见过面，我没有读过你的东西，是没有权利评价你的。“是非之心”要求我们讨论问题时讲事实摆道理，尊重基本的形式逻辑，而不能颠倒黑白，以情绪代替理性分析。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这种是非之心，看事情不是按符合不符合逻辑，而是自己喜欢不喜欢来衡量——我不喜欢，就骂你；我喜欢你，你再坏，我也拥护。这个社会还怎么和谐？！

　　总结一下，我所理解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念至少包括这么几个内容：对产权的尊重、对帕累托改进的认可、机会均等和是非观念等。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希望未来20年会有一个大的进步。

　　(作者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