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反思云南烟农被逼 听起来无聊想起来悲哀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联合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启动仪式”上宣布——中国今后将不再新建烟厂，并禁止使用自动售烟机。《公约》对我国生效3年后，所有卷烟制品的包装上，要印上不低于30%面积的健康警语，5年后杜绝所有烟草广告，包括各种形式的促销和赞助，对烟草生产继续实行严格计划控制，对种植烟叶仍将课以农林特产税，不允许新设立中外合资烟草生产企业，打击烟草非法贸易等。

　　几乎同时，传来云南组建中国第二大烟草集团消息。

　　据悉，今年7月初，昆明卷烟厂与曲靖卷烟厂正式签订合并改制协议。10月初，曲烟和昆烟两厂领导就集团授牌仪式议程及相关事宜进行座谈讨论，并初步确定了授牌时间。时下，重组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新集团名称初步确定为“红云集团”。成立后，红云集团将一跃成为继红塔之后中国第二大烟草集团。

　　云南之所以“与时共进”，在于烟草对云南意味深重。

　　统计显示，1980年烟草税收占云南财政收入32%，2003年烟草税收则占到云南财政收入70%左右(实现税利381亿元)。2004年，云南“两烟”实现税利412亿元，其中烟草工业实现税利361.48亿元，所创税收占省财政42%。据统计，我国有22个省(区、市)的614个县级单位种植烟草，种烟农业人口达2219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4%，拥有约3.2亿烟草消费者的庞大市场。在我国，烟草行业上交税金占全国财政收入近十分之一，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合计为25718亿元，其中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2100亿元，由烟草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近1/10，比例可谓举世罕见！

　　对云南来讲，更是指望烟草过日子，没了烟草将难以想象。话也可以这样延伸————假若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少去了十分之一，对一个国家意味什么呢？但一个国家如果把财政收入架在“烟枪”上，指望烟草帮一把，是悲哀还是得不偿失呢？

　　尽管，此烟非彼烟。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确是由“禁烟”开启的。

　　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到中国来贩运货物，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专卖权，到一八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0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在中国，起初吸食鸦片的还只是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等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食鸦片烟。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始终处于不生不死状态，大多因衰竭致死。鸦片输入，嘉庆年间已达到每年四千多箱，而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却达到了四万多箱，扩大了竟十倍。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既如此，鸦片严重威胁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也成为清政府的大敌。于是乎，有虎门销烟；于是乎，由禁烟而启的“鸦片战争”爆发；于是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说起“禁烟”，清朝的两位皇帝嘉庆和道光一直赞成并支持。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通过正常海关渠道鸦片已被禁止，这样鸦片的输入就是走私。有意思的是围绕“禁烟”，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两种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驰禁”主张：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第二项，禁官不禁民。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对此，道光帝不仅否定了许乃济驰禁主张，而且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可见，在“禁烟”问题上清朝统治者不为一时利益所动，态度之坚决、鲜明令世人叫好。

　　日月如梭，今非昔比，现在的禁毒替代了过去的“禁烟”。

　　据考古学家研究，早在公元前1800至2000年时就有人类吸烟的记载。1492年哥伦布的两个船员杰雷兹和托瑞斯发现古巴土人点燃干烟并吸其冒出的烟，杰雷兹试着吸了起来，他成为欧州第一吸烟者。1518年，西班牙探险家发现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用空芦苇吸烟草，西班牙人也学着吸起来，第一支卷烟就这样产生了。1612年，约翰·罗尔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种植了第一亩用于商业的烟草。1843年，法国烟草经营商开始生产西班牙式烟卷，并以法文正式命名为“cigarette”，英文香烟一词由此而来。1881年，一种日生产120000支烟卷的卷烟机获发明专利，在这之前烟卷都是用手工制作的。1924年，美国《读者文摘》第一次发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吸烟有害健康。1966年，美国香烟包装上开始印有新标志：当心！吸烟有害健康。香烟业在给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这批人又给医疗、制药、消防等行业带来了更多谋职机遇。史籍记载，烟草传入中国约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普遍认为最早从国外传入烟草的是明朝万历初年的

福建水手。随之，烟草种植在内地逐渐铺开，烟农的队伍随烟民的膨胀而壮大。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每年的八、九、十3个月份，对于全国烟农来说，应当是一个喜悦的收获季节。可采访时却发现，烟农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每人辛苦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800元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而正挣扎在贫困线上。调查发现，种烟不如种粮食，烟农为什么不改种粮食呢？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政府采取了强制种烟手段。地方政府之所以抓种烟热情高，是因为在收购环节，有20%的烟叶农特税直接转归地方财政所有。与烟草行业的巨额利润相比较，烟农成了徘徊在烟草行业利益之外的“特殊”群体。

　　虽然，此烟非彼烟，但其中的呼吁还是令人哭笑不得——如果在今年全国的平均收购价格基础上提高2.5倍，即每公斤22.8元，那么一个烟农每亩地每年将有3141.6元净收入，也只略高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但是，这对于一个烟农来说，生活水平将会有质的飞跃，必然会大大提高烟农种烟的积极性，还可以使烟草产业的潜在危机得以消解，产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而国家和烟草企业为此只会减少15%的税收或利润。说起来愿望挺不错，但想法却天真。殊不知，15%是个什么概念？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就那样迎刃而解了？

　　不仅如此，报道结尾还引用了“有人曾经”的这样一段话——烤烟房的炉火如果映红了烟农的笑脸，那么也就点燃了中国烟草业的希望。听起来怪无聊，想起来太悲哀！

　　不禁叫人————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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