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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尚志新 特约记者 冯茵
每年的八、九、十3个月份，对于全国烟农来说，应当是一个喜悦的收获季节。可是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云南几个烟草产区调查采访时却发现，烟农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每人辛苦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800元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而正挣扎在贫困线上。
事实上，相对而言，云南省的烟农收入还算是较高的。据调查，云南省烟叶每公斤收购价是11.4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6元。按照每亩地产出170公斤烟叶的全国平均水平计算，云南烟农每种一亩烟，就比全国其他地方的烟农们的多收入384.2元。
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烟草行业是我国第一利税大户，也是创造财富最多的行业。但作为这个行业基石的烟农收入为什么会如此之低呢？
为探究其原因，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深入云南省的一些田间地头、收烟站点、烟草公司、生产企业，做了历时20余天的调查采访。
云烟之乡：
烟农挣扎在贫困线上
玉溪是云南省烟叶的重要产区，作为全世界最适宜种植烟叶的地区之一，素有“云烟之乡”的美誉。
2005年9月下旬，记者来到玉溪市大营街镇的烟叶种植地看到：烟叶已收割，田里只剩下一些开着花的烟杆，大多数烟农早已把烟叶送到收烟站点换成了钞票。然而，在对几十户烟农的走访中，记者发现，烟农们在走出烟站的那一刻，一年的劳动成果留给他们更多的是失望和无奈。
“种烟一年下来挣不到什么钱，又没有其它收入，每年就盼着这点烟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杯府村一位看上去有60岁上下的老汉感叹着对记者说，今年他家里的3亩烟田总收入是5000块钱，除去化肥、农药等成本，剩下不到1000块钱的收入，平均每亩地收入300多元。两个劳力忙活一年，算下来，每人每月就只有44元钱的净收入。
一个月40多元净收入的烟农，在大营街镇是非常普遍的。采访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根据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烟草公司提供的《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2005年11户栽烟户效益成本调查汇总表》显示：
2005年，红塔区大营街镇，一亩烟田平均收烟170.7公斤，每公斤烟叶平均收购价格11.28元，每亩平均成本是1516.16元。按照这样的数据推算，种植一亩烟田一年的收益是409元，按每人每年种植管理1.5亩烟田计算，收入是618元，低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高达2318多元(仅为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20%)。换句话说，烟农人均月收入只有51元。
在记者根据不同收入水平抽取的11户烟农中，收入最低的是大密罗村2组的普琼英。今年他家收获烟叶合计306公斤，毛收入为2268元，除去化肥405元、农药81元、工时费1543元，以及其它成本700元。一年的劳作不仅没有产生任何效益，还亏损了461元。
这个镇厂里村5组的杜琼仙，今年收了228公斤烟叶，毛收入2334元，除去成本外，1.2亩地共获得429元净收入。这样的情况已经属于11户烟农里的中等水平。
11户烟农中收入最高的是师旗村7组的邹文，他家有烟田一亩，毛收入2823元，除去成本，一年纯收入为1307元，还是比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了1629多元。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还深入到云南安宁市的青龙镇进行了调查访问，该镇也是云南省烟叶主产区之一。相对而言，他们的情况要好一些。
该镇大李白村烟农李继民告诉记者，现在村里每个烟农平均有一亩田，每年5至10月份种烟，一般有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
在大李白村，记者还了解到，每年烟叶收完后，11月到次年4月份，农民一般会种些菜籽，但收入微乎其微。“种菜籽一亩地只能赚个二、三百元，加上烟叶收入，一年总收入大约在1300元左右。”
李继民说：“这点钱只够维持一家人基本生活，如果家里有个读书的孩子，就非常紧张。要是有人生病或遇上其他什么意外，就根本没法应付了。”
“前几年种烟，人家羡慕的不得了，大家都抢着种，现在不行了。” 该镇烟农告诉记者。
在大理市永平县，记者了解到，永平县也是云南烤烟产区之一，烟叶种植收入占该县财政收入的70%。该县县委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这里的烟农人均大概有一亩多地，年总收入水平也只是1200多元。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把云南省烟农的高、中、低收入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发现他们年平均收入大约在800元左右，已接近全国贫困线。
风险大、收入低，种烟不如种粮食
据了解，2004年全国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3025元。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中央“一号文件”中“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两项制度的安排，使得粮食提高，粮农收入明显增加。相对而言，烟农的境况则更加令人担忧。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更多的是这样的抱怨：“种烟还不如种粮食！”
让烟农觉得委屈和不公平的，是相比种粮食而言，烟叶种植程序繁多、技术难度大、更费工时，特别是烘烤这一环节，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风险也特别大。
加之，在烟叶种植过程中，从育苗到大田移栽，再到成熟采收、上棚晾制、分级扎把、烘烤，每个环节都需要烟农亲自完成。
事实上，烟农把烟叶交到收购站之前，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概念，也有一定的加工业成分。
安宁市青龙镇大李白村的一位烟农说：“每到种植和收购的那几天非常辛苦。5月份种烟的时候很累人，在阳光曝晒下，天天要给烟苗浇水，一天要浇两、三次，不浇，土热，就晒死了。”
而据烟农们反映，虽然种植辛苦，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一般都不愿意雇用劳动力。
“4亩地，两人打理，早上从7点左右弄到11点半，12点才回家吃饭；中午1点半到两点就要赶到田里，天黑才回家。劳动力是自家的，要是也算钱的话，就没什么搞头了。”龙潭村的杨家文说。
烟农们还特别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强调，由于烟叶生长对气候的挑剔和敏感，烟叶种植的风险非常大。他们说，如果遇到自然灾害，一年的收益就根本无法保证。
在玉溪市大营街镇的一个收购点，记者遇到了正在等待交烟的李家元。今年他家产了800公斤烟，已经交了500公斤。但一年的辛苦并没有给他带来收获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今年赔了。天旱了一段时间，烟叶靠后期的雨水和化肥生长，2／3的烟叶都憨(坏)了。”
按照国家的烟叶收购政策，政府每年只对上等烟给予每公斤1.5元左右的奖励性补贴，而对由于气候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烟叶质量下降，政府是没有相关补助的。
另据调查，种烟收益低的另一个因素是烟叶种植成本不断提高。近年来烟叶生产的主要物资价格一直上涨。记者在烟草公司一位分管烟叶工作负责人处看到的《重点产区烟叶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上的汇报》中发现，今年复合肥上涨20%左右，硝酸钾上涨27%左右，硫酸钾上涨24%左右，地膜上涨37%左右，浮盘上涨40%左右；同时，2005年烤煤价格较去年也有大幅的上涨。
种烟不如种粮，然而农民却被迫种烟
种烟不如种粮食，烟农为什么不改种粮食呢？
与全国走势相反，在云南，烟叶种植面积不仅没有下滑还略有增加。记者调查发现，其主要原因却是，一些地区政府采取了强制种烟的手段。
安宁市大李白村的一位烟农告诉记者：“烟叶站划出地来，让你种烟一定要种烟。如果你种了别的，他们就给你拔了。”
在大营街镇唐旗烟叶收购点，等待交烟的一位烟农告诉记者，他们家曾在种烟的地里种过一小块蒜苗，被检查人员发现了，怎么说都不行，全给拔了。
关于这些说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云南省玉溪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曾德强处得到了确认。他告诉记者，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他还强调，种烟是政府计划控制管理，每年种多少烟，在哪里种烟都是有规定的，为了保证种植数量，有时需要一定的强制措施。
为什么地方政府抓种烟的热情这么高？据了解，虽然烟草的主体税种属于中央财政，但它对决定地方实际可支配财力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据了解，在收购环节，有20%的烟叶农特税直接转归地方财政所有。
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政府不顾农民利益，强制农民多种烟叶。
利益分配极不公平，烟草业潜在危机正在形成
据调查，目前中国整个烟草行业的从业人员有3050万人。其中烟农2000多万人，占64%。和其它行业比起来，烟草业可以说是一块巨大而诱人的蛋糕。然而，作为行业中的大多数、产业链中最基础、最关键的第一环的烟叶生产者的烟农，面对这块蛋糕，却渐渐失去了自己手中的餐刀。
有人曾经评价，烟农是徘徊在烟草行业利益之外的“特殊”群体。
据玉溪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曾德强介绍，烟草公司每年收购烟农的烟叶再卖到烟厂，价格一般可以上浮10%—15%；同时，按照国家规定，烟厂把烟叶加工成成品香烟后，必须由烟草公司统一收购，收购价格由烟厂根据当年的市场需求报价，并由烟草公司核定后最终定价。而这一环节，烟草公司一般还有15%—25%的利润空间。烟草公司前后有两次获利机会，加起来有25%-40%的利益。
廉价的原料让烟草行业的工商环节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有人告诉记者说：“烟农是中国烟草企业以及国有资产最大的投资人，最大的‘股东’，但几十年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分红’。”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烟草大国，年卷烟消费量约17000亿支，市场零售总额近3000亿元。统计数据显示，从1982年国家对烟草行业实行专卖以来，到2003年，中国烟草业累计实现工商税利高达10000余亿元，是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9%。2004年中国烟草行业全年累计实现工商税利2100亿元，同比增长26%，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国家税务总局出炉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排行榜上，烟草制造业依然稳坐第一把交椅。
从烟农把烟叶卖到烟草公司，到烟厂把烟叶加工成香烟卖给经销商，组成了中国烟草的整个产业链。如果把它分成农业、工业、商业三个环节的话，可以说农业这个环节几乎没有分享到任何利益。烟农一年的收入无论是与烟草公司，还是烟厂的从业人员相比，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云南某地区烟草公司一位管理者曾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年薪大概在11万元左右。记者依此做了一个推算，他的收入相当于烟农平均收入的260多倍。另据记者了解，云南某烟厂去年职工平均年薪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烟农平均收入的122倍。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我国各个地区的烟厂和烟草公司的办公楼大楼、职工宿舍楼都非常阔气、奢华，烟农们则大都住在寒碜的土坯房中。
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曾在全国烟叶工作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烟叶是烟草行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更是限制企业联合重组、名优品牌扩张的瓶颈。”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云南省几个种烟区的调查发现，种烟收入偏低正在挫伤着广大烟农的积极性。如果说，云南省的烟农收入还是全国最高的，那么其它地方的烟农境况应该更加令人担忧了。
烟草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在危机正在慢慢形成。
除云南省外，全国烟叶产区出现大幅度减产、种植面积也在大量萎缩
虽然我国烟叶的种植面积多年以来都固定在1500万亩、烤烟收购量在3500万担左右。但近年来，烟叶种植的布局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由黄淮、南方两大烟区主导全国烟叶生产的局面转变为云南一个省烟叶收购量遥遥领先的局面。
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山西、山东全部，陕西、河南大部、江苏、安徽淮河以北及京津两市的烟叶种植区，其烟叶产量曾经一度占居全国比重的一半；而根据国家2004年的统计资料，记者做了一个计算，如果把黄淮烟区所包含的这几个省份烟叶的收购量全部加起来，也只有480.8万担，只占全国总收购量13.6%，减产多达36.4%。
在南方烟区，种植范围主要包括福建东南部、台湾、广东南部及云南南部。虽然近年来，烟区烟叶收购量不断攀升，比重由全国半数增加到70%以上，但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看，云南烟叶的产量占了南方烟区的大部分。烟区包含的几个省中，次于云南排名第二的福建省，烟叶产量也只是云南的17.2%，与过去相比下降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2004年，全国种烟的省份有21个，全国烟叶产量3544万担，云南产烟1263.4万担，占去了全国烟叶总产量的1／3以上。专家指出，全国烟叶布局的变迁和现状，折射出近几年来烟农收益的变化和现状。他们认为，除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成就了云南烟叶的独特品质外，云南烟叶相对高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来云南烟农的收入高于全国其他省份。
从2004年全国烟叶的收购价格看，云南烟叶每公斤收购价11.4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6元，仅次于广东每公斤11.41的收购价。如果把云南和广东消费水平的差距考虑进去，那么云南的收购价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按照云南一亩地产170公斤烟叶的平均产量计算，云南的烟农每种一亩烟，比全国其他地方的烟农多收入384.2元。
专家分析，云南收购价格高一方面有烟叶本身质量好的因素；另一方与政府对烟农相对较多的扶持政策有直接关系。烟草业作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从1990年到2004年的14年间，烟草累计实现税利4287.3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70%。烟草业作为云南经济发展的一块重头戏，历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每年政府以农用物资补助、煤炭补助、上等烤烟补助等多种形式，对这一地区的烟农进行补助。这一点，记者在走访烟农时也得到了证实。
全国烟叶产区除云南省外出现大比例减产，烟农种植烟叶的积极性不高，使烟草业可能出现原材料紧张，行业发展有潜在的危机。这一点，国家烟草管理部门已经注意到。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何泽华，曾在全国烟叶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粮食主产区、经济富裕地区、交通发达地区、平原地区的多数烟农对种烟开始表现出抱怨、冷落、疏远等情绪，烟农种烟的积极性大大受挫，烟叶生产出现明显滑坡迹象，给烟叶生产安排和种植面积的落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和压力，烟叶生产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烟草公司压等压价，烟农敢怒不敢言
按照国家规定，烟叶应由烟草公司或其委托单位统一收购，而且不允许跨区卖烟叶。这样，当地的烟站就成了农民交烟的惟一管道。
采访中，有烟农形象地把烟站给烟叶定级的这个环节称为“关键的一分钟”，因为忙活一年，收入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分钟。然而，说起这一分钟，很多烟农都眉头紧锁。
“他们说，等级定得不合理可以退回去，退回去又能怎么办？又不准卖给别人，还不是放几天又拿到他们这来卖吗！”烟农杨家文这样说。说起今年交烟，杯府村的一位烟农气愤地说：“你不满意，人家就说你抱回家吧，把老伴弄得淌眼泪。”
那么，烟站定级的依据是否准确客观呢？
按照国家规定，各收购站点要公开摆放符合国家标准的烟叶实物样本，给烟农作对比。可记者先后走访了4个烟叶收购站点，都没有看到样品的摆放。在唐旗收购点，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该站点负责人史一辰，她解释道：“我们地方太小，但往年还是有的。”
就此事接受采访的许多烟农却说，即使烟站有样品摆放，也没有什么用，他们“嘴大”我们“嘴小”，也不敢和他们争，得罪不起，和他们搞僵了再降你一个等级你也没有办法，而且每年都要把烟交到这里，所以明知道不公平、被压了等级也只好忍着。
记者在其它几个收烟站点走访时也发现，许多烟农都对烟叶的定级存在一定的异议。“种了十几年的烟，什么样的烟该定哪个级别我们一般都有数，没有旱灾、水灾这种特殊情况的话，质量的差别也不大，但每年烟站定级波动太大了。”烟农李继民说。
同时，对于今年烟叶的级别评定，玉溪市大营街镇和安宁市青龙镇的烟农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今年打得太硬了。”
国家规定，烟叶定级必须严格依据国家42级标准，由于检验数量大，检验人员对烟叶的级别都是通过肉眼来判定的。玉溪市唐旗收购点负责人史一辰也承认“肉眼定级，视觉上不可避免有些误差。”
烟叶数量大从而只能依靠肉眼判断，似乎就是其中的原因了。而在走访烟草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时，记者却发现了烟叶定级波动大、主观性强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公司经理杨璧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跟烟厂是一种买卖关系，是市场行为，我们的收购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塔集团的验级水平。我们给烟农的烟叶定了级、收了烟，就直接送到卷烟厂了，比如我们定的是中三，如果拿过去被降了一级，全部损失就由我们烟草公司承担。”
那么，烟叶定级由厂家说了算这一潜规则对于烟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接受记者采访的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烟叶定级表面上在烟草公司，实质是厂家，这样必然导致烟草公司给烟叶定级时就低不就高。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烟草公司是经营行为，为了尽可能避免承担由于定高了级所带来的差价损失，自然会就低定级。从这个角度说，烟农必然成为烟草公司和烟厂之间这种游戏规则的牺牲品。
安宁市的禄烟叶收购站和玉溪市大营街镇烟叶收购站唐旗收购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烟站在收烟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烟叶定级就低不就高。
近年来，大量烟草生产企业都在生产优质烟，所以企业对烟叶等级质量和均匀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按各类卷烟使用各等级烟叶进行比较，卷烟类别与使用烟叶等级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卷烟类别越高，使用上等烟叶越多。
有专家分析过部分卷烟企业2001年烟叶使用情况，使用上等烟占全部烟叶的36.21%，中等烟占48.99%，下低等占14.80%。2001年全国生产上等烟叶占29.52%中等烟占60.36%下低等烟占10.12%。
从数据可以看出，烟叶市场的上等烟开始供不应求下低等烟则供过于求。同时，通过这组数据，也就不难找到农民抱怨烟叶定级“太硬”的原因了。而这种供需矛盾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烟农手中交不了的烟叶增多，种烟的收入下降。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卷烟的生产总量虽然是计划管理，但卷烟的产品结构却是由生产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自主决定的，因此生产企业对烟叶的需求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烟叶的种植面积、种植结构、收购数量、价格和流通都采取严格的计划管理，烟叶供应环节和卷烟生产环节之间的供求关系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调节，这就势必导致烟叶供给结构与工业需求结构的脱节，而脱节后，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烟农。
提高烟叶收购价格势在必行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公司经理杨璧愫接受访问时告诉记者，烟农收入不高，最大的症结就在国家收购价格太低，国家烟草价格几年来只是微调，烟农的收入还不如10多年前。1986年时一亩烟有3000多元的收入，现在种烟的成本增加了许多，国家定的收购价没有明显调整，是不合理的。”按照玉溪市2004年的烤烟收购价格，假设一个烟农一亩地里的烟叶全是最高的等级——中桔一，每公斤收购价格是17.4元，按照一亩地170.7公斤的平均产量，一个烟农扣除成本后一年也只有1454元的收入，仍大大低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而在记者采访过的烟农中，没有一户烟农的烟叶被定过中桔一这个最高等级。
可以说，烟草企业竞争的核心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而烟叶作为烟草产品的原材料，它的质量好坏又直接决定着最终产品的品质，因此烟农种植烟叶是整个烟草行业中最关键的一环。但是，调查中记者发现，无论是在烟叶的种植，还是收购环节，烟农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对行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烟农反而成了整个行业中收入最低的人群，利益分配极不公平。
烟草业方面的专家普遍认为，目前促进烟农增收，保证烟农种烟积极性，是保证烟草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使烟农增收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国家提高烟叶的收购价格。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作了一个计算，如果在今年全国的平均收购价格基础上提高2.5倍，即每公斤22.8元，那么一个烟农每亩地每年将有3141.6元净收入，也只略高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但是，这对于一个烟农来说，生活水平将会有质的飞跃，必然会大大提高烟农种烟的积极性，还可以使烟草产业的潜在危机得以消解，产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而国家和烟草企业为此只会减少15%的税收或利润。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烤烟房的炉火如果映红了烟农的笑脸，那么也就点燃了中国烟草业的希望。
阿蒙：反思云南烟农被逼 听起来无聊想起来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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