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应该相互学习”

　　《东企》：印度会成为和中国媲美的超级大国吗？

　　马凯硕：我想下一个超级大国是中国，然后是印度。我希望两国都和平崛起，而不是成为怒气冲冲的超级大国。现在，中国领导人传递的信息相当正确。我看到温家宝去日本访问，他在日本国会的演讲相当好。你不能改变历史，应该向前看。我惊讶的是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你去中国的大学看看，他们和美国大学差不多，学生们成绩很好。印度一个学者给中国的赞扬是：中国这个政治上封闭的国度有着开放的思想。印度是个政治上开放的国度却思想紧闭。我认为印度和中国都会成功，虽然方式不同。

　　《东企》：你怎么解释新加坡目前取得的成果？

　　马凯硕：美国有伟大的建国之父。同样，新加坡也有伟大的领导，我与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三位共事过。新加坡有自己的建国之父，其中最卓越的三位是李光耀、吴庆瑞和拉贾拉南。吴庆瑞曾经出任过新加坡的财政部长，一手建立起新加坡的现代军队。而拉贾拉南，他是新加坡的周恩来。看看他们取得的成绩，可以知道领导有多么重要。

　　《东企》：新加坡如何保持它的成功呢？

　　马凯硕：相比亚洲很多国家来说，新加坡有很多劣势。但它很小，优势是它可以持续变化以适应新的挑战，每隔两年，新加坡就会自我更新一次。永远会有挑战，新加坡需要迎接挑战，然后向前发展。

　　新加坡的影响力比它的国土面积要大得多。比如，在亚洲，第一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是新加坡，这就是新加坡的影响力。我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亚欧会议就是由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提出的。

　　《东企》：亚洲国家有共通的发展模式吗？

　　马凯硕：我想亚洲的发展模式仍在形成中，会有更多的发展模式。

　　《东企》：1960年代亚洲国家都在学习日本，现在我们拿谁当榜样呢？

　　马凯硕：我想对亚洲国家来说，应该相互学习。举个例子，我在印度搭乘火车，从来没有准时过，而且铁路公司也在赔钱，但去年，印度铁路的利润很丰厚，印度是怎么转变铁路系统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印度这一点呢？相似的，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东企》：您提出一个亚洲世纪将会到来，在亚洲世纪，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呢？

　　马凯硕：美国仍将在很长时间里很强大，亚洲应该给美国写一封感谢信，感谢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亚洲有时间成长。

　　《东企》：我读了你的文章《从孔夫子到肯尼迪》，中国的孔子对你有影响吗？

　　马凯硕：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很喜欢美国社会的乐观精神，我每次去美国都很享受，他们的大学是世界最好的，我在哈佛待了一年，去过很多次耶鲁。印度现在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印度人在美国受教育后回到印度，然后带回乐观的精神。

　　《东企》：一个个人问题，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外交官？

　　马凯硕：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得到了新加坡总统奖学金，享用这个奖学金的一个条件是你必须为新加坡政府工作。政府觉得我应该成为一个外交家。我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去了解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知道理论，也知道实践，我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权力。

　　“误解非常严重”

　　《东企》：对于最近中国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你怎么看？

　　马凯硕：最近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和中国的自我评价多么不同。在西方的版本中，这是一个关于一些可怜的、没有自卫能力的西藏人受到镇压的故事；而在中国的版本中，这是一个关于西方一些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力量又一次蠢蠢欲动的故事。在这次事件中，西方完全没有能够理解中国人；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吃惊。所以，这次西藏和奥运会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西方和中国知道，他们必须进一步互相了解。因为误解非常严重。

　　我觉得对于西方来说，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是很不明智的。奥运会应该是一项单纯的运动。而且，没有国家是完美的，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东企》：对中国在火炬事件中的反应如何评价？

　　马凯硕：我觉得中国的反应刚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中国一开始觉得举办奥运会对所有事情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在却发现了奥运会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件事还体现了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新生力量的影响力，比如媒体和跨国的NGO(非政府组织)，这些跨国NGO在形成国际舆论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你必须学会和这些NGO对话、相处。

　　《东企》：你觉得应该如何消除东西方的这种误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马凯硕：我推荐更多西方人读我的书。西方人对东方的声音听得太少了。比如《纽约时报》，即便我的书是在纽约出版的，他们也不会去给它做书评，因为他们觉得这本书不是美国人写的。

　　《东企》：我听到一些对你的书的批评意见……

　　马凯硕：我想，我的书的确使很多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不舒服。我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和他们平常的反应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很多全球问题，都是西方人造成的，他们应该对此负责。西方有些政策，包括经济的、外交的，都是很糟糕的。比如，西方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非常糟糕，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等等。此外还有很多问题，都是西方人带来的，比如全球变暖，还有核威胁等等。他们犯过很多错误。

　　《东企》：你怎么看待博鳌、达沃斯这样的论坛，它对东西方的对话真的有作用吗？

　　答：我觉得博鳌是个不错的例子。但它不应该只邀请一些商人和政府要员，而应该邀请更多的媒体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代表，比如大学。达沃斯就是个很好的榜样。它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人物出席，包括小说家、艺术家、画家、科学家等等，所以达沃斯能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嘉宾演讲，而博鳌关注的范围相对较窄。这一点上中国应该进一步改进。

　　《东企》：你觉得在互相了解上我们有进步吗？

　　马凯硕：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误解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西方人在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时，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觉得非常不安全。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时，它的行为就会表现出带有防卫性。现在的西方就是这样。表现不满和敌意的方式是游行示威。我想游行示威是十分有效的，但它可能太过有效了。

　　《东企》：最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你怎么看？

　　马凯硕：西方的一些行为推进了中国原有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西方人将中国推入如此严厉的境地是十分不明智的。我记得，邓小平曾经建议说中国人要学会保持平静。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是，中国人应该了解示威的实质，并且学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好公民。太多的愤怒是于事无助的，他们必须学会平衡。

　　《东企》：具体怎么做呢？

　　马凯硕：我觉得还是平衡心态吧，不要忘了，参与游行的人数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一点也不多。而且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出席北京奥运会，这些都是好兆头。(本刊记者韩巍、朱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