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第一智囊马凯硕：亚洲人会思考了吗

　　采访_李翔、孙杨、陈俊 文_李翔

　　“我觉得西方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史很不明智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声音听得太少了。”

　　尽管《经济学人》称他是“亚洲的汤因比”，《华盛顿邮报》称他是“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 韦伯”，但马凯硕并不领情，他仍然认为，西方人在忽略他的声音。

　　亚洲的经济崛起，似乎已毋庸置疑。而马凯硕试图让西方世界注意到，亚洲价值观的存在与崛起。“亚洲人会思考吗？”1998年，他抛出了一本颇有轰动性的言论集。中国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亚洲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许是在重复“恨铁不成钢”的柏杨式批判。不过，马凯硕的言辞锋芒，是指向西方的。他试图警告西方社会，不应低估亚洲人的思考能力。

　　在“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一文中，他指出“在报道非西方事件时，西方记者受到了西方偏见和西方利益的制约。所谓的‘客观’报道基本上是虚假的”，比如“在许多社会里，侵犯了一些人权的有缺点的政府要比无政府好得多”。这样的观点让西方的观念大师们也不得不有所回应。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称《亚洲人会思考吗》一书是“有趣的、具有煽动性、有思维的魅力”。“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则称，“在寻找关键话题、陈述强大观点方面，马凯硕有一种直击肯綮的直觉”。

　　经济的全球化让人容易认同东西方的融合，但次贷危机、拉萨事件、缅甸风暴，又让我们意识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重大分歧。奥运圣火传递的巴黎波折，让马凯硕的言论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他的某些观点或许有些粗陋，但和许多简单拷贝西方价值观的人不同，他至少在寻找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请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倾听这位亚洲人的思考。

　　“如果你外交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听那些傲慢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演讲，他们告诉你西方是最好的，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他们的方式运行。这时候，你会难以压抑自己转过身去置之不理的欲望。这就是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是新加坡甚至可能是全亚洲最知名的外交官—— 在他的新书中所做的。”《经济学人》说。

　　在马凯硕的新书《新亚细亚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逆转地东移》(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出版之后，《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反驳马凯硕书中观点的评论，“他关于如何管理正在崛起的亚洲力量上有建设性意见，但他的其他争辩仅仅是不可信的幻觉”。

　　更让马凯硕恼火的是，有些西方人假装视而不见。“尽管它在纽约出版，可是你看，《纽约时报》都不肯为它发一篇书评”，在同《东方企业家》记者的交谈中，马凯硕半开玩笑地抱怨说。

　　“它发起的是反西方的争论，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激怒美国人和欧洲人，从而唤醒他们。在激怒他们这点上，它成功了。”《经济学人》说。

　　在《新亚细亚半球》出版之前，我们在新加坡采访过马凯硕。他指着该书清样的封面问道：“你觉得这是在哪里？”封面是一栋栋正在施工的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我犹豫了片刻说：“是上海浦东？”他开始笑：“你看，你认为这是上海。其实这是另一个亚洲城市，迪拜。”

　　在他会客的办公室内，摆着他已经出版的两本书的各种译本：《亚洲人会思考吗》和《超越纯真年代：重建美国和世界间的信任》。和他刚刚出版的第三本书《新亚细亚半球》一样，《亚洲人会思考吗》是一本为亚洲辩护的书。他在这本十年前出版的书中阐述了未来亚洲崛起的前景、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以及若干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这本书为他赢得一片赞扬之声，《经济学人》称赞他是“亚洲的汤因比，专注于文明的崛起与衰落”，《华盛顿邮报》盛赞其为“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 . 韦伯”。他被视为亚洲价值观在国际上的宣扬者和整个亚洲的发言人，也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优势在于他选择用英文对整个世界发言。他发表言论的平台是《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外交政策》和达沃斯论坛。这让他的声音能够被整个西方听到。而后者给予他的回报是他的国际声望。

　　离开外交舞台之后，马凯硕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这个学院以培养整个亚洲地区的领导者作为自己的使命。“我认为你真的选择了一个好院长”，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和专栏作家Tom Plate采访李光耀时对马凯硕的称赞。

　　我们见到马凯硕的那天下午，他刚刚主持完一个盛大的活动。“今天是个大日子”，这是他见到我们之后的开场白。在宣布捐赠给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1亿新加坡元的仪式上，两个亚洲的最强者李光耀和李嘉诚同时出现在李光耀学院大楼一楼的宴会厅。在这个以李光耀命名的学院中，将会出现一栋以李嘉诚命名的大楼。马凯硕说：“这次慷慨捐款可以让学院通过提供奖学金，为亚洲区培育更多优秀的领袖和决策者，帮助区内应付这些重大挑战。事实上，李嘉诚的捐赠不单是对一个学院，而是对整个地区带来重大贡献。”

　　他出版于2005年的第二本书《超越纯真年代》试图用外部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目前的困境。他试图说服美国人在新世纪扮演一种新的帝国角色。“听任旧有的思维模式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美国来说不是，对世界来说也不是。如果我们21世纪还在沿用19或20世纪的思维方式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麻烦之中。我们正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必须自觉地摒弃旧的思维方式，并准备好新的思维路线图”。

　　对于马凯硕而言，他想让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注意到的最典型的新现实就是：亚洲的崛起。所谓新的思维方式路线图，也应该基于这种新现实划定。亚洲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日本和以色列在东亚和西亚各自孤独发展的亚洲。通过学习领先者的发展之道，首先是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和印度，接下来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都开始迈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这正是他在他的第三本书《新亚细亚半球》中论述的主题。毫无疑问，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所做到的，只是激怒了一部分西方人。如果说在出版《超越纯真年代》时，他还被认为是一个试图从旁观者角度对美国和它所代表的西方社会提供友好建议的亚洲学者，那么现在，“反西方”的名声重新被加到了他的头上。

　　他毫不忌讳使用一些带有刺激性的语句，比如他新书两个章节的标题是“为什么西方不欢迎亚洲的崛起”和“去西方化：历史的回归”。他在书中指陈，在在以西方力量为主导的世界中，美国和西方犯下了众多错误，这些错误分布在世界各地，从伊朗、伊拉克到广阔的非洲大陆。那些西方国家在遏制核扩散、艾滋病的传播上都很无能，在对环境恶化和消灭贫穷上建树也不多，反而留下了对自我经济私利刻意维护和对能源贪婪掠夺的恶名。

　　“很多外部世界的人会震惊于以下事实：欧盟领袖和政府官员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讨论他们无聊的内部事务上，而所有人都知道，此刻欧盟最大的挑战正来自于外部。”马凯硕说。在彭定康的自传《非一般的外交家》中，末代港督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当火灾正向自己的房子蔓延时，房屋内的主人们仍在争论明天该谁打扫卫生间。

　　而对于美国，“核心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正在逐渐丧失对自己的社会信心，认为它们难以同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经济竞争”，“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越来越多从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让他们自豪的政治文明出发”。

　　更多的权利应该让亚洲国家分享。比如，中国和印度应该被纳为G8成员；美国和欧洲不应该再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管人选；联合国安理会也应该得到改革……总之，应该有更多的亚洲新势力参与世界事务。

　　无论是建议美国和西方应该如何行事，还是宣扬历史的回归和亚洲的崛起，他都认为自己是个合适人选。

　　作为一名信仰印度教的信德妇女，他的母亲九死一生，从巴基斯坦逃往新加坡。“我们住在安南路179号，我们与住在177号和181号的邻居来往频繁。177号有三个孩子， 我们家四个孩子，181号有六个孩子。我们三家的十三个孩子感觉就像一家人。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而我们的邻居则是虔诚的穆斯林。在家中，我被灌输对穆斯林的偏见；在游戏中，我与那些穆斯林们和睦相处”。而占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是华人。而马凯硕的妻子则是一位爱尔兰裔美国人，他自己在外交官生涯期间，也长期生活在美国。他的亲身经历让他相信文明冲突学说的不可信。

　　作为一名1948年出生的新加坡人，马凯硕目睹了新加坡如何脱离殖民统治，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又怎样把一个岛国的经济发展起来，让它成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这让他对亚洲国家的经济腾飞和崛起有了自己的体验。

　　马凯硕认为，自己的经历也是一个亚洲人取得个人成功的经历。他幼时挣扎在贫困之中，认为抽水马桶就是文明的最高象征，而如今却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在我的祖先中，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的，从没有上过大学。我几乎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18岁时做了所有信德青年都会做的事情 —— 当上了纺织品推销员，每月挣150新元。但是，政府奇迹般地给了我250新元的总统奖学金。我母亲明智地决定，既然250元比150元多，我还是该去上大学”。

　　不过，令他扼腕叹息的是，他的言论还是没有被很多人重视。他认为，这是西方对一名亚洲人思考的刻意漠视。“邓小平也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他们对李光耀也颇有微词。”这个小个子的印度裔新加坡人说。

　　《东方企业家》的记者在《新亚细亚半球》出版的前后和马凯硕进行了两次交谈。一次是在新加坡他的办公室，一次是在香港。请与我们一道，分享马凯硕对于亚洲事务的思考。

　　“亚洲人会思考吗？是的，他们正在思考”

　　《东企》：距离您出版《亚洲人会思考吗》一书已有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我们仍然在问这个问题，亚洲人会思考吗？您现在有什么新的答案吗？

　　马凯硕：你知道在我的书里(注：《亚洲人会思考吗》)，我的回答是，还不会。但现在我觉得答案是，亚洲人越来越会思考了。当时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一千年前，亚洲很繁荣，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美洲尚未被发现。但千年之后，到2000年时，美国是老大，欧洲第二，亚洲却落后了。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亚洲人既然如此聪明，为什么会在一千年中失去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我认为亚洲在21世纪会觉醒，再度强大。你知道从公元1年到公元1820年，提到世界经济我们想到的不是中国就是印度；到2020年和2030年，中印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过去200年，是西方在统治世界，而到2020年又会回到中印领先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亚洲人正在思考。

　　《东企》：怎样解释亚洲在历史中的落后？

　　马凯硕：我不知道，我想亚洲人还没有开始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他们的思想也进一步开放，他们中产生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不畏惧挑战权威，同时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亚当 . 斯密这样的思想家。与此同时，亚洲却停步不前，你知道中国有位皇帝说过：中国地大物博，该有的都有了，不需要外国的东西。在如今的亚洲，人们不考虑为什么200年时间里我们失败了，人们在想我们怎么才能成功。

　　《东企》：为什么亚洲的许多国家现在发展得那么快呢？

　　马凯硕：我想我下本书(注：指《新亚细亚半球》)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正在崛起，我总结了7条智慧支柱：第一条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我提到亚当 . 斯密，西方200年前就开始实践他的理论，亚洲今天也走在这条路上。第二条支柱是科技。第三条支柱是人才，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巴西在足球运动上很强，但是经济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在足球上，巴西四处寻找人才，高中低各种水平的都有，而在经济上，巴西却没有这种寻找人才的努力。现在的亚洲四处延揽人才，并且在现有的人才库之间进行脑力激荡，最终得到最好的人才。第四条支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最好的例子是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第五条支柱是和平的文化，亚洲没有几个国家存在战争。第六条支柱是法治。第七条支柱是教育。这本书2008年2月在纽约出版。在西方，很多人都觉得亚洲社会在很多方面很差，但是为什么它突然就开始崛起了呢？我的这本书就解释了这个问题。

　　《东企》：有种说法是，亚洲只是经济上成功，而政治上建树不多。

　　马凯硕：问题在于，所有关于亚洲的著作都是西方人写就的，他们关于亚洲的思想仍然有殖民痕迹，我前面说200年前西方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但是现在却没有堪与他们相比的有意思的西方思想家，对于这点你不吃惊吗？我在这本书中有一章很有煽动性，它的标题就是 —— 全球的去西方化，然后我提到了(在处理全球事务上)西方的无力和亚洲表现出的能力。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西方很强大，亚洲很无力，但是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西方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虽然西方在很多方面仍在操纵着全球秩序。我给你举些他们失败的例子吧。他们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失败了，他们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失败了，他们在抑制核扩散上失败了，西方失败的例子太多了，但我们仍然认为西方的能力比亚洲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正如我在书中展示的，亚洲人考虑问题时想得很长远，而在西方，由于选举的压力，他们只会想到下次选举之前的事情。我们举欧盟为例，如果以经济衡量，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如果以外交来衡量，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群体。亚洲人应该增强自信心。

　　《东企》：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变得自信呢？

　　马凯硕：你得好好读读我的书(笑)。不幸的是，亚洲人对这一点想得并不多，我引用了孙中山的话，100年前，所有亚洲人想的都是复制西方，如今不是复制西方的问题，而是亚洲应该更自信。

　　《东企》：可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模仿西方？

　　马凯硕：当然应该学习他们的成功因素、他们比亚洲强的地方，比如经济和科技，比如亚当 . 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会看到，任何西方文化中都存在院外游说，美国的农业政策并没有遵循亚当 . 斯密的教诲，他们提供农业补贴，而亚当 . 斯密说补贴会带来效率的降低。

　　西方的力量还是很强，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趋势是越来越弱。仅从人口上来看，北美有2亿人，欧洲有5亿人，而亚洲呢？亚洲应该在全球秩序方面肩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