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发展，是会有亚洲价值观的”

　　《东企》：有段时间我们经常谈论亚洲价值观，在您看来，亚洲价值观是什么？

　　马凯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价值观”这个说法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你知道冷战结束后，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认为所有国家的成功都是在复制西方的路径。但是当亚洲崛起时，西方人开始认为亚洲人很勤劳，他们开始相信存在某种亚洲价值观，之前我们都不谈论亚洲价值观，这是对西方的反应。

　　多元化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对亚洲来说，家庭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说，如果你去亚洲的机场，你会看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阿姨都来送别亲人，在西方这很少发生。这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的方面是家族成员互帮互助，消极的方面是会在社会中滋生裙带关系，比如当你选择谁来管理企业时，你不会选那些品德好、能力强的人来管理，你会选择亲戚来打理企业。

　　《东企》：提到亚洲价值观，很多人都会提到亚洲政治上的集权和不自由。您对此怎么看？

　　马凯硕：那是西方的宣传，你不能相信这些西方宣传的东西。 在9 . 11之前，美国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中国对此表示异议，但总体还是承认自身的问题会不断完善。但是看看关塔那摩(注：关塔那摩是美国位于古巴的军事基地，2002年开始，成为美国关押“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骨干的主要地点。后由媒体爆出美军士兵在此虐待囚犯的许多报道)。这就是双重标准。

　　在我看来，长远来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但是这不能一蹴而就。比如俄罗斯，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但付出的代价是，俄罗斯的经济低迷了10年。俄罗斯人民要忍受这些后果，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都变短了。

　　中国的政治变革，也应该有准备地一步步进行，同时也要注意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有高水准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还要有大量的中产阶级。民主在美国、欧洲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有大量中产阶级的存在。

　　《东企》：说到俄罗斯，您怎么看待杰弗里 . 萨克斯的疗法？

　　马凯硕：我只见过他一次，但我认为，他开出的经济药方对俄罗斯是个灾难。

　　《东企》：您认识弗朗西斯 . 福山吗，我看到你的书架上摆着他的书。

　　马凯硕：当然认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你知道，好人有时候会有错误的观点。

　　《东企》：那您怎么看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说”？

　　马凯硕：我公开回应过他的学说，我不认为他是对的。如果你去迪拜，你会看到现代社会。我想我们亚洲人不应该接受西方关于伊斯兰世界的黑暗观点。

　　《东企》：中国有学者说，因为亚洲价值观最初是由日本提出来，并且为侵略中国服务的，所以中国不会认同亚洲价值观。

　　马凯硕：中国有中国价值观，印度有印度价值观。所以不如分开说各自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之间的共性，随着时间的发展，是会有亚洲价值观的。如果我们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这似乎是对西方的排斥，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在西方，也有人相信，有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在美国，很多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比亚洲家庭之间的联系还要紧密。

　　《东企》：你对亚洲价值观是如何定义的呢？

　　答：我在大学是学哲学的，如何定义“价值”就需要选用合适的词语。如果你想定义亚洲价值观，你需要观察亚洲社会在做什么，然后你就知道亚洲价值包括哪些方面。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你可以在大街上看到公开的色情场所，这对很多亚洲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证明存在某种亚洲价值观，我想对中国来说，多数家长都愿意看到他们的子女是先结婚，然后再住在一起。在欧洲和美国，50%的人不结婚却住在一起，我想如果一个中国妇女和她的爱人不结婚住在一起20年，那是不可思议的。

　　《东企》：那您认为亚洲有哪些共同价值观呢？

　　马凯硕：比如家庭价值观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看看亚洲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有多少；还有强调社会和谐，我知道中国正在强调这个词。如果你在西方用“和谐”这个词，他们会跟你争论说，和谐并不好。当然，有时候能有辩论是好事。

　　“我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

　　《东企》：您怎么看待亚洲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呢，我们并没有太多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马凯硕：并没有多少亚洲知识分子在对全球发言，亚洲现在只有3所大学可以跻身全世界最好的25所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所以我认为，应该有更多一流的大学，需要更多的投入。

　　《东企》：亚洲不同地区的差别太大了，历史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

　　马凯硕：我认为，对亚洲来说，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身份问题。我在印度出生，我父母是信仰印度教的信德人，我的种族使用的文字是阿拉伯语，我生活在新加坡，讲英文，你能看到这之间的联系吧。我去中国、日本、韩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什么了呢？佛教，佛教是从印度传播开来的，这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隔阂。

　　第二个例子是7世纪的时候，亚洲最好的大学是那烂陀(Nalanda)大学(注：那烂陀的意思是“知识的给予者”。那烂陀寺传说建于公元427年左右，它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同时还教授哲学、逻辑、语言、天文、数学、医学等各类知识。在那烂陀最兴盛的时期，曾经藏书900万卷，僧人学者超过万人。1193年，突厥军队侵占那烂陀寺，寺院和图书馆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僧侣逃往西藏避难，从此那烂陀寺失去昔日的光辉，这也是佛教在当地走向衰败的转捩点。)玄奘从中国到印度取经，曾在那里学习过。亚洲各国之间是有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在过去200年间被中断。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各个国家独自发展，反而是殖民地和殖民国之间加强了联系，比如印度越来越像英国，越南像法国，印尼像荷兰……现在殖民统治不存在了，源于地缘的联系正在重新出现。比如现在由新加坡外交部长提议重建那烂陀大学。

　　《东企》：不过，英国历史学家尼尔 . 弗格森争辩说，帝国和殖民带给亚洲的影响是正面的。

　　马凯硕：卡尔 . 马克思也说殖民主义对印度是好的，确实在某些方面对印度很好，但是英国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因为(历史上)英国鼓励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对抗，所以在英国退出印度之后，这一地区成立的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仍然紧张。

　　《东企》：那么，如何重建亚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自信心呢？

　　马凯硕：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强的信心。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国人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你知道有信心是好的，而变得傲慢则是不好的。在西方，冷战结束后有太多傲慢存在。有句英国谚语叫：骄者必败(Pride comes before a fall.)。所以对亚洲人来说，信心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变得傲慢。我去中国时，见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对未来很乐观。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比自己活得好。但你去欧洲会发现，很多欧洲人都认为下一代不如自己，他们没什么信心了。

　　但如果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发达，至少还需要50年，因为你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教育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更耐心一些。

　　《东企》：中国在哪些方面让您觉得担心呢？

　　马凯硕：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很担忧，我知道那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历史。看看法国和德国，它们打了也许1000年，它们之间可以继续战争。但是在某个点上，你得说：够了，不要继续了(enough is enough)。很不幸，日本一直没有道歉，我对日本人一直没有为二战道歉感到很遗憾。但是战后50年，日本表现出对和平的向往，日本的和平向往对亚洲来说是个礼物。

　　我想，中国的一些近邻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已经不是秘密了。当然中国的领导人很优秀，他们很会选择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他们说：和平崛起。

　　“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领袖”

　　《东企》：您怎么看待今天的亚洲领袖？

　　马凯硕：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领袖。你知道，一个好领袖不应该只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且应该是一个能给人启发的人，像曼德拉和肯尼迪那样的人，他们能让人们相信，未来会是更美好的。你看看现在的亚洲，很少有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东企》：你对哪位亚洲领导人最为尊重呢？

　　马凯硕：你对我的答案不会感到惊讶的，我会说李光耀。我曾为他工作，我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我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0年半的时间，那时在纽约，我和学术界、实业界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看到，每次李光耀讲话，所有人都会侧耳倾听。他的话很有见地。我想他不受推崇的原因是西方媒体相当挑剔，认为他有独裁之类的问题。但是未来编撰历史课本时，历史学家们会知道李光耀的价值，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他把几乎是零资源的新加坡，发展为如今人均外汇储备世界最高的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取得的。在俄罗斯的一次私人会面上，有人问老布什，在这么多领导人中对谁的意见最重视？老布什说：我会听听李光耀怎么说。

　　《东企》：那么邓小平呢？

　　马凯硕：我以为，你问我还在世的这些领导人呢。如果是说所有20世纪的领导人，最伟大的是邓小平。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伤害。我看到了邓小平所作的努力。如果那时有人说：未来30年中国会保持连续增长。我会说，这不可能，但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邓小平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领导人。但是他获得诺贝尔奖了吗？没有，因为西方人不会把这个奖项给他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邓小平选择的政治稳定道路更适合中国。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是很重要的。

　　《东企》：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呢？

　　马凯硕：1980年。我在自己的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第一次来中国，去宾馆理发室理发，花了我整整一个小时，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他说：我给十个人理发挣的钱也是一样的。我出门打车，宾馆门口有10辆车，我站在车边，但没有司机愿意走，我问：为什么没有人呢？他们说：没轮到我呢。我想：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啊？那时人们是没有动力和意愿的。在邓小平改革之前，没有人愿意工作，这让中国人显得好像很懒惰。但是你看，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呢？

　　邓小平把亚当 . 斯密的原理运用到中国，这就是他伟大之处。

　　《东企》：最近一次到中国呢？

　　马凯硕：2006年，我去参加新加坡和中国的一个外交会议。2002年，我去了北京、西安、重庆，我是2002年11月三峡大坝建成前，最后一批参观三峡的人，然后我去了上海、杭州和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