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土地

　　2001年，南望的日子过得舒服，销售额近1亿元，每年增长率都能保持30%以上。员工只有五六十人，管理起来也相当轻松，但张健却坐不稳了。

　　按照他的逻辑，首先想到以土地作为企业应对市场风寒的“棉袄”。投资土地还有一个目的，买地等于增加公司的固定资产，有了资产去银行做抵押贷款就更容易。就在这一年，他买下了浙江大学附近31.5亩土地，因涉及与农民的拆迁纠纷，实际上到2003年，土地证才办下来。当时他是以工业用地拿下，价格不过10万元/亩。他本意是想建成工业园，也希望与浙大联合成立一个科研基地，但终未动工。

　　自此之后，张健对土地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到2004年陆续在杭州买下了200多亩土地。“那时候土地便宜，谁都可以做，你去拿地，镇政府还要请客吃饭。”张健回忆。他拿地的载体并不仅是南望集团，还曾以下属集成电路公司之名购得了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某村379亩土地，其中获得土地证的至今只有181.3亩。

　　他的触角还探出了杭州。2003年，张健盘下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的星火大厦。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的调查，这本来是座烂尾楼，张健接盘的价格并不高。不过，因受开发资金所限，到2007年才完工，张健为此投入1.6亿元。

　　“我没有想过要做房地产，做高科技产业哪有想做房地产的？我打算把它们一部分做工业地产，一部分做写字楼自己用。”张健说。但其后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让他没能守住底线。杭州市时代电子市场是张健运作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一期在2005年投入使用，二期刚刚开始动工。有人认为，张健从这个项目中得到启发——原来房地产的利润如此可观。“如果将这些土地都变成房子，南望的资产不是可以翻几倍？”张健曾作如是想。

　　为此，他自称还搭建了比较复杂的资产结构，“因为有时不这样操作土地就谈不下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往往还需要一个外面的投资者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制约。”

　　随后，他开始张罗将“便宜但流动性差”的工业用地变性为商业用地，再做地产开发，但苦于补交的市场差价费用高昂，一直卡在半空，至今其在杭州的土地多半依然裸露，如同这个城市的巨大伤疤，它们牢牢锁死了南望的现金流。

　　早在2003年年底启动的上一轮宏观调控过程，国家就根据房地产业持续过热状况适时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2005年3月，又有旨在稳定住房价格的“国八条”、“新八条”相继出台，不过地产事实上从2002年以来进入了持续五年的繁荣期，地价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很多民营企业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大举涉足地产，更有甚者如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不但在义乌拿地，而且在2004年一人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拿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

　　“我太贪了。”张健自嘲对地产的投资。

　　“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地产形势会像今年这么严峻。我觉得如果大楼开工，只要造到顶马上就变成资产了。我有20万平方米可以造房子，20万平方米的房子价值就是20个亿啊。我算了一下，就是房子造好以后出租，每年租金收入3000万，银行贷款即便有2个亿，一年的利息也只有2000万，租金偿付利息之后还能剩下1000多万呢。

　　“当时我也在考虑，2005年贷款好贷，万一以后贷款难呢？所以想趁那两三年的时间把该做的东西都做掉，但结果证明做不了，拿的工业土地越多，需要的投入就越多，假设土地价格是1000万，我再投1000万的钢筋混凝土进去，它的价值才能变4000万。

　　“后来资金紧张时，开始我也不害怕，我想我有资产，银行一定会给我钱。当时公司贷款也就7个亿，要是我的电子市场二期能够准时启动，南望大厦也建好，租金收入有8000多万，如果北京的星火大厦出手的话能有3个亿的资金回笼，不算主业的利润，也能站得住。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原材料涨价，很多工程超支。星火大厦倒是有机会出手，可我有点贪。购入时每平米只投入4000块，这个楼盘位置不错，紧临京沪高速，一旦通车每平米肯定能涨到1.5万，那就是6亿，虽然有不少人和我谈，但我都没同意，总觉得能贷到款的话卖了可惜，谁料到房价会跌。

　　“做地产我也没有好好做，如果专心做地产，只做房地产，可能也能赚钱，南望大股东里有通策房地产投资集团，它的董事长吕建明也是地产高手，如果我和他合作，可能也好一些。”

　　除了地产之外，张健还和德隆系产生了瓜葛。2004年初，德隆系大厦风雨飘摇，德隆的唐万川带队在浙江推销ST中燕。张健旗下的广赛科技辗转通过ST中燕第二大股东上海创索，受让ST中燕22.08%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0.9888元。2007年股改后，ST中燕主营业务变身为全国口腔连锁医院，上市公司名称变更为通策医疗。

　　此外，2005年，张健投资近8000万元在云南大理修建2万千瓦水电站，这笔投资经由掮客介绍，对方承诺可以帮南望在云南地方商业银行贷款。凭借在电力系统工作的经验，张健断定“电价肯定会涨，水电项目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投资”。按计划，该电站在2007年可投入使用，每年至少能产生2500万元的利润。

　　然而，这一大手笔投资，决策的过程让人匪夷所思——张健居然没有去云南实地考察，而仅仅是请几个熟悉的专家做调研，看了看可行性报告就签字。之后，一鼓作气，他又花4000多万元购买了另外几个水电项目的开发权。同时，南望试图进军风电，并进行了少量前期投资。

　　2006年9月，广赛科技以4980万元价格将浙江国信典当拍卖行77.78%的股权纳入囊中，一家高科技公司何以突然入主典当行，令旁观者百思不得其解。至此，张健的多元化扩张已经乱了方寸。资金链岌岌可危的南望，向典当行寻求融资才是其真实的企图。这和当年德隆危机爆发前，悄悄潜入城市商业银行如出一辙。

　　此刻表面上南望依然风光无限，虽然规模不大却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多个子、孙公司。这些公司中，有些已人间蒸发，还有几家业务难以说清，但凑在一起，倒很有几分“集团”的气象。各种荣誉也纷至而来，南望进入中国软件企业百强，张本人成为杭州市人大代表，西湖区党代表。

　　转折点随着他的四处突击出现，本来出于辅助主业目的发展起来的多元化，至此反过来需要主业为之输血，甚至不得不让他为之四处举债。

　　事到如今，张健反省：“没想到投资过程中没有经过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本来为防范危机采取的措施反而引发了危机，还闯了这么大的祸，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专心一点，实际上安防行业的利润也能超过25%啊!”

　　饮鸩止渴

　　“张健非常固执。我们3年前就提醒他，凡是一些重大项目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此前，他就弄了一堆小公司，当时股东也没有深究，也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多长期投资。”南望集团股东之一、东方通信的投资部经理宋光耀对《中国企业家》说。

　　最初的危险信号来自水电站项目，对电力还算内行的张健千算万算，漏算了地质条件，云南那座水电站施工过程中多次出现塌方事故，还出过人命，直到法院冻结南望资产，刚刚建成2/3。每年产生2500万元利润的如意算盘落空。水电站项目让张健心力交瘁。提到那个掮客，善于控制情绪的张健也忍不住在记者面前骂了一句粗话。“只要有1个多亿，我就能撑过来。”张健悔恨地说。换句话说，如果张健不投水电站，2007年资金还能周转过来。

　　受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整体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内外交困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为南望等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但随着流动性过剩成为突出矛盾，张健借鸡生蛋的好日子终结了。

　　2007年前后，随着奥运会即将举办、平安中国建设等因素刺激，安防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旺盛需求，杭州市安防企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南望合同额比2006年增长了100%，中标了杭州、宁波、台州公安系统等多个项目，合同标的达4.2亿。“如果把多元化发展的资金用到市场推广上，打广告、做品牌，只要做几个重点产品，我现在也做得很大了。”说到此处，张健连连叹气。

　　可对于已经“尾大不掉”的南望来说，需求喷发的忧大于喜，因为这些工程大部分都需要前期垫付资金。就在这一年，以紧缩为特征的货币政策频繁出台，张健发现不但贷款成本越来越高，审批时间越来越慢，而且能否拿到也成了问题。他心中发慌，每天的任务就是找钱！找钱！

　　2007年2月，南望集团分别归还了到期的工行、建行和交行贷款，总额在2.5亿元。按照以往常规和银行不成文的承诺，这些贷款还给银行后还可以转贷出来，但没想到放贷指标收紧，后续贷款成为泡影，尤其临近农历新年，南望的资金更加紧张。

　　为弥补资金缺口，张健开始向民间高息融资。在浙江，民营企业从民间借高利贷为寻常事。利息虽高，但期限很短，不至于伤筋动骨。实际上从2001年起，张健就从民间借款，但当时量不大，利息也不高，加上主业现金流不错，很快就能还上。

　　而这一次，张健吞下的是一丸大剂量的“毒药”，他前后共借了3.5亿元本金的高利贷，仅利息就高达2.4亿元，并且每天都在变化。一想到第二天账单上又要添几个数字，张健常常难以入眠，睁着眼等待黎明。

　　黎明没有到来，黑暗却悄悄降临。2007年6月，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发现南望“不太对劲”，该行副行长边黎平曾告诉媒体，交行由此入手调查南望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南望为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虚增销售收入，资产存在黑洞。交行杭州分行立刻提醒南望集团收缩信贷规模，并要求其提供抵押物。在南望提供抵押物的过程中，暴露了其高息民间融资的行为，因为交行发现这些抵押物已经偷偷抵押给了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典当行。

　　有匿名债权人认为就是银行害了张健：“现在和银行打交道可要小心。银行实行责任制管理，一到期责任人就拼命催你还。不管你是哪里来的钱，只要你还上他就没有责任了。有时候就是银行怂恿你去拆借高利贷，当时说得好好的，还上之后马上给你再贷，等你还上他就不给你贷了，就是贷也拖上几个月，中小企业哪里受得了。”

　　不过，张健否认了“银行逼他借高利贷”的说法。“当初人家银行也是帮过我的，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张健曾经给银行留下的印象是可信度颇高。杭州一家银行业高管告诉《中国企业家》，张健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拿着张盖了章的合同，说有多少订单，需要多少钱。“有时候一紧张连话都说不清楚，一个人欠了那么多的钱，居然心理素质还那么好，到处跑来跑去借款。”另外他在民间借贷圈的声誉似乎也不错，据传高利贷圈一位号称大佬级的人物，曾多次在企业资金链断裂前夕全身而退，这次却在2007年底入套，此事在杭州民间借贷者中成为奇闻。“如果说他是骗子，那就是最高明的骗子。”张的一位同乡说。

　　但张又不像骗子，上文中的银行业高管说见过无数骗子，没见过他这样的。“如果是真精明，就不是这种打法，早就安排好一切，人间蒸发掉了，这种案子不是没有过。他乖乖等着你把他的资产封锁，而且这个过程中把他父母、亲人的房产也都抵押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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