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如何被内外种种因素推挤、逼迫，一步步滑向破产深渊，是当下哀鸿遍野的江浙商圈的一个典型标本。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黄秋丽

　　如果不是这一轮疾风暴雨般扫过的宏观调控，南望集团，一家号称年销售额5亿元的安防企业，很难进入《中国企业家》的视野。

　　曾是浙江安防行业龙头的南望是家小公司，惹出的麻烦可不小。

　　2008年3月中旬，26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追债，南望集团脆弱资金链终至彻底崩断。其账面净资产不过5.4亿元，债务总额却超过14亿，将200多个债主(每家从数千元到上亿元不等)卷入其中，至少有10家与其有互保关系的浙江知名企业损失惨重，震波在杭州商圈内外迅速扩散。

　　这家小公司如何被内外种种因素推挤、逼迫，一步步滑向破产深渊，是当下哀鸿遍野的江浙商圈的一个典型的标本，一个饶有意味的缩影。

　　近日，《中国企业家》杂志遍访南望主要股东、债权人，几经辗转，见到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南望集团创始人、总裁张健。昏暗的咖啡馆中，几缕纤弱的阳光从这个46岁的男人身侧滑过。他有张不容易被一眼记住的面孔，头发刚染过，下巴却还残留着花白的胡茬，不住地叹气，语气急促，间或有长长的沉默。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专访中，他对其一手缔造的企业迅速坍塌，充满了悔恨、自责与无奈。

　　是什么力量折断了南望的脊椎骨？

　　几乎与南望同一时间麻烦缠身的，还有台州大名鼎鼎的飞跃集团，而南望事件爆发4个月后，浙江义乌的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随着资金链断裂一度不知所踪，留下了达14亿之巨的高利贷欠款和3亿银行欠款。企业倒闭、老板失踪的事件何以频频发生？中小企业生生死死，在江浙一带本属寻常，但今年一颗颗陨落的明星颇多相似之处：大量投资地产，涉足巨额民间高利贷，债务链条复杂，短贷长投，盲目多元化扩张、偏废主营业务。

　　“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命运是这样的恐怖！”张健摇了摇头。

　　引爆

　　浙江三花集团是南望第二大股东，其董事长张道才是张健的同乡。张道才还记得第一次见张健时的情景，印象中，后者“不是口若悬河的那种人，老实巴交，见了面就和你描绘技术前景。”

　　2007年底，南望命悬一线时，张健还向张道才借过5000万元，讲明是短期拆借，但张健迟迟未还，张道才隐隐感到不妙。

　　2008年3月初，张道才接到某银行负责人电话，“听说南望有点问题，你听说了吗？”“听说了，你听到些什么？”双方都得到了风声，但谁都不愿意亮出底牌。这次彼此试探的谈话不久，3月18日，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查封南望集团的所有资产，并限定资金“只进不出”。

　　甚至对南望某些高管来说，这一消息来得都很突然，他们仅仅知道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却没想到窟窿如此之大。一位业内人士回忆，当时他正和南望集团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在宁波参加投标，“南望已知道自己十拿九稳中标了，就在公布的前一天晚上，南望的人接了个电话，愣了半天，当晚就赶回去了，那是相当大的一单，可惜了。”

　　不久，南望集团各大股东接到召开紧急股东会的通知。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截止到2008年2月底，南望集团及关联公司负债达14.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余额4.7亿元，公司担保债务及一般债权人债务3.3亿元，民间借贷利滚利已达6.5亿元，而企业现有账面净资产仅为5.4亿元。

　　紧急股东会场面一度失控，很多股东直到此时才知道南望沾上了巨额高利贷。比较温和的人骂张健是骗子，一点诚信都没有。很多股东根本不相信张健所谓多元化投资失误的解释，怀疑他转移了公司资产。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部分股东表示，如果知道张健到了要借高利贷度日的地步，无论如何也会出手相助。可这时候，一切都晚了。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张健说，“如果能从银行借到钱，我绝不会去借高利贷，我也想过宏观调控会来，但以为只会压商业地产，不会压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没想到这一轮调控随便哪种产业都受影响，银行说反正是指标没有了，管你什么产业，你有资产也不贷给你，所以我只能把资产抵押给高利贷，用高利贷的钱保持流动性。

　　“信贷越紧缩，高利贷利息就越高，常规在3-7分之间，越向后越高，2007年底就快到1角了。高利贷是利滚利，假设按照7分滚息，借1000多万元的本金过10个月以后连本带利翻一番，很可怕，像癌细胞一样呈几何数增长。我的资产增值就是这样被高利贷利息消耗掉的。”

　　“至于银行, 它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收款，虽然贷款期限是一年，实际上它爱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这是它的权利，你没办法。只要有一家银行提出提前还贷，肯定所有的银行都会冲上来的。”

　　银行也好，高利贷也好，都不过是引爆炸药包的那根火药线。

　　“其实浙江很多企业都跟南望差不多，包括一些名气不小的企业，他们经营情况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么好。”南望一位债主说，“有的企业就是在卖概念。你(债权人)要高科技我给你高科技，你要民族品牌我给你民族品牌，你要国际化我给你国际化，你要火炬计划就有火炬计划。反正是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而银行其实也并非不清楚真实情况，只是不管这么多，只要你的贷款能够按时还掉，它也就乐得装作不知道。”

　　张健就是在繁荣的泡沫中重重呛了一口水。他的奋斗史如同一条曲折的隧道，当他埋头修筑这条隧道时自己却渐渐失去了方向。

　　对主业不自信

　　1984年，张健自上海电力学院毕业，分配到故乡新昌县的电力公司工作。1991年3月，张健花费两年时间，与同事共同完成“新昌电网计算机监控优化调度系统”，获浙江省水利厅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专长从此成为张健职场晋升的跳板，不久他被调到浙江省水利厅水电实业公司任工程师，后又成为生产技术科科长。至今，他的名片上仍印着“工程师”的头衔。

　　1997年，张健厌倦了平淡的公务员生活，“呆不住，在体制里想做一件事很难，另外当时我周六、日也常常加班，反正都是忙，还不如给自己干。”于是他借了10万元，创建了杭州南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两个月后，南望科技更名为广赛科技，张仍为实际控制人。凭借其在电力系统积累的人脉，产品从最初用于供配电机房的远程监控，逐渐扩展到治安图像监测。

　　3年后，张健又成立了浙江省南望图像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又过3年，经过多轮增资扩股，南望图像升级为南望集团。

　　据浙江省安防协会秘书长蔡振华回忆，张健创业时，安防市场尚未启动。张属于最早一批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竞争对手少，最初几年发展状态很好。

　　南望的业务模式是从安防工程切入，同时销售自己的安防产品。南望自己生产的摄像球机就用于自己承揽的工程中，所以从不担心产品卖不出去。鼎盛时期，南望技术人员超过250人，一半以上都是硕士学历。“行业内很少见这么大场面的。”蔡振华说。南望生产一种快速球形摄像仪，最能够说明其技术优势。最初，这种产品只能从日本进口，每个卖2.4万元。张健和他的团队将技术改进后，生产出了领先于全球的同类产品，价格却比日本货便宜一半。

　　张健将南望的主业定位于“图像信息处理”，智能化、系统、软件、芯片，什么领域都涉足。他甚至还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微笑数码相机”，它能辨识拍摄对象的表情。如果被拍的人处于微笑状态，机器就会自动拍摄。每项技术完成，他都会像得到礼物的孩子一样兴奋。然而，由于研发战线拉得过长，投入产出比往往很难对称，“每项成果肯定首先考虑到产业化，只是实施起来就跟不上。”一位已离职的南望高管评价说。

　　张健忽视营销，这成为其做大市场蛋糕的软肋。“我经常和工程师泡在一起，与销售员打交道很少。南望技术好，但市场营销却不匹配。”张健说。据张健称，南望每年研发投入约5000万元，但市场营销投入却只有1000万元左右。“在安防市场显出良好发展势头的时候，他们没有顺势向全国、甚至全球力推自己的产品。”一位安防业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反复强调自己的“技术情结”，但张健可能并不真的像工程师一样清高。

　　“他跑过‘江湖’的，所接触到的人很杂，本人性格也相当复杂。”一位匿名的债权人说。张健在西湖区政府人脉活络，据说每位区长上任都会到南望视察，南望所获得的政府表彰和奖励也是林林总总。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帮助他早期拿下了大量浙江省内的安防项目。

　　虽从安防产品起家，但张健内心中一直隐隐轻视这个产业，他心不在焉的一个注脚是，各级安防协会开会时，都是一把手出席，惟独南望，张健从未参加，只派职业经理人代为出席。协会希望他挂一个副会长的头衔，他也婉言谢绝。

　　他说他刚开始创业，就有危机感，觉得安防产业盘子不够大。

　　“2006年以前，安防行业前景不明朗，一般只有银行、电力系统才会装监控设备，而且生产安防设备的机器大都进口，成本高昂。我后来走多元化，就是出于防范危机。作为民营企业，如果要超常规发展肯定有资金缺口，如果按部就班地发展，那缺口就不会很大。但你按部就班的时候对手可不会慢下来，可能很快就把你的市场占领了。有人讲冒进是死，实际上不冒进也是个死。高新技术企业你不为研发投入，产品不尖端，也就死定了。

　　“我总担心自己的产品过两三年人家也可以做出来，所以希望到时候多元化投资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别人和我竞争我也不怕，因为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我一直都想有稳定的现金流，真的，现金流稳定，心里就不慌。”张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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