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揭秘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决策始末

　　记者 朱国栋 天津 北京报道

　　滨海新区管委会每年的“发展报告”,几乎都有与浦东新区经济发展比较的部分。

　　6月24日，广东商人刘飞第一次到天津。他发现三星以上的宾馆房间都是爆满。他很纳闷，这么热的天，天津也不是旅游城市，宾馆生意怎么这么好？

　　6月27日，刘飞买了一份《参考消息》，头版头条的消息让他吃了一惊：亚欧财长会议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这是刘飞第一次听说“滨海新区”。

　　6月28日，刘飞买了一份报纸，他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视察时的讲话，其中一段是“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位颇显精干的年轻商人，在宾馆走廊用十分不解的语气问记者，“我也算是个关心时事的人，一个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区，怎么从没听说过？”

　　正当刘飞表达自己的疑惑时，沪深两地股市上，6月28日之后的数天里，尽管股市整体低迷，但天津板块股票经常领涨，有几天甚至全面飘红，涨幅高达5%以上。正是这段日子里，天津正在迎来一个新转机，这个新转机，也许将决定天津未来的命运、环渤海经济圈的前途，甚至某种程度上会改变中国北方经济的布局。

　　也许刘飞更不知道的是，天津，这座20世纪上半叶东北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命运，在1986年之后的20年时间里，就一直与其东部的一片盐碱地相连，这片盐碱地，后来被叫作滨海新区。

　　1986年的良机

　　滨海新区在许多人眼里，可能还是个陌生的名词，但对于天津人来说，她是一块寄托了重大希望与梦想的热土。事实上，早在1986年，天津就曾有一次质变性大跨越的机会。

　　1984年，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之后，两年里吸引了几十家企业在这里办厂。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同志在天津视察，其中一个讲话在天津广为流传:“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他还谈道，“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

　　邓小平说， “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小平还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正如北方网一位自称在北京工作、十分关心家乡建设的网友在论坛上所说，“小平同志对一个地方的改革开放工作，发出如此殷切勉励之语，通读邓小平文选三卷，只在他考察深圳特区、确定上海浦东地位以及南方讲话时才有过。早在1986年，小平同志就对天津抱如此大的期望，为何当时天津没有趁势而上、造成特区，与深圳珠海，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呢？”

　　这位名为“津门汉子”的网友的疑问与痛惜，其实颇能代表一部分天津人的心声。类似的疑问，在天津经常可以听到。天津当地政界、学界，也曾有过为何没抓住机遇的多种猜测和解释，但始终没有一个权威的声音。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失去了那次机遇后，天津改革开放的步伐落后了好几年。1979年—1992年，天津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这个速度低于全国的9.5%的平均水平，甚至连一些内陆省份都不如。

　　正如这位“津门汉子”所言，“同是1986年，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创造着深圳神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0%，几乎是天津的5倍；1500公里之外的温州，农民采购员们正在忙着组织向全国贩销服装、皮鞋，努力完成第一笔原始积累。”

　　“同是1986年，1000公里之外的汉城，正忙碌地准备着奥运会，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远不如天津的韩国首都，正即将完成基本现代化;2000公里之外的东京，则处于日本经济神话的最高峰。东北亚的竞争对手，早已把曾是东北亚最大工商城市的天津甩在了后面……”

　　1986年之后的天津，仍然延续着旧有的经济增长轨道缓缓前行，逐渐为后来居上者超过，直到1994年滨海新区成立。这8年，是中国东部发展最快的时期。

　　滨海新区的工业已超过浦东

　　21世纪90年代初，浦东依托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了突飞猛进。

　　而滨海新区的成立，也是在这一时期。邢春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滨海新区的设想，大概形成在1993年底，当时市委市政府考虑到天津开发区已具有一定规模，而天津东部汉沽、塘沽和大港一带，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业基础，加上天津港和保税区的物流优势，所以最后在1994年，在上述六个地方，划出了35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滨海新区开发用地，比浦东新区面积要小一些。”

　　根据邢春生和阎金明等人的回忆，滨海新区成立后，天津曾希望中央能让滨海新区也享受浦东新区的政策与待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呼声都比较高，但最终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1994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了发展滨海新区的决定。它被定义为“将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和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当时对滨海新区基本建成的指标，主要定为两个，一个是GDP达到天津的40%，二是外贸达到天津的50%。

　　事实上，这个目标提前1年，也就是在2003年获得了实现。1994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为112.36亿元，到2005年可望达到1490亿元，年均递增20.3%。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出口将分别占天津市的43.7%和65.6%。而2005年的天津滨海新区，也早已“扩容”，面积已由原来重点建设的350平方公里，扩大到2270平方公里。

　　根据2004年的数据，浦东新区的生产总值在1790亿元，滨海新区是其70%以上;浦东新区实际利用外资23.78亿美元，滨海新区是其70%以上。而2005年1-4月的工业数据更是意味深长：1至4月份工业总产值为滨海新区1147.22亿元，同比增34.9%，浦东新区1139.49亿元同比增5.2%；一季度工业增加值，滨海新区为235.83亿元，同比增21.1% ，浦东新区为202.4亿元，同比增6.2%。也就是说，在2005年初，滨海新区的工业产值已超过浦东。

　　事实上，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天津滨海新区要求享受浦东政策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学界，都希望天津滨海新区最终能进入国家决策视野，作为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动机。这种信念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自身的发展壮大而增强。从1997年始，新区管委会主编每年的“发展报告”，几乎都有“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经济发展比较”的部分。个中目的，不言自明。

　　邢春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天津，几乎有一个惯例，中央哪个重要领导到天津来视察工作，市里总会请他们到滨海新区看看，到过滨海新区的国家领导人，都对滨海新区的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2004年前后，天津终于迎来了新转机。

　　政协推手

　　天津滨海新区能最终进入国家决策视野，与在津全国政协委员的多次提案，以及全国政协的重视分不开。

　　2004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52名在津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了《关于请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整体发展规划的建议》的提案。

　　这份提案在介绍了滨海新区取得的成绩后，提到了滨海新区的各种优势:“地处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发达，拥有‘三北’辽阔的辐射空间、跻身世界20强的深水大港和大量可供开发的滩涂荒地，油气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产业聚集和传递效应明显，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已经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在成为科技人才的创业基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和潜力，将会更大地带动和促进天津及周边地区发展。”

　　2004年3月7日上午，在该届政协会议上，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张大宁作了题为《加快环渤海经济圈建设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发言，在列举了滨海新区的六大优势之后，发言认定滨海新区将可以担当起带动区域发展重任的角色。

　　最后，这份发言建议国家对滨海新区给予支持，这也是发言的核心所在，建议支持的内容包括：

　　1、 请国家发改委帮助修改和完善天津滨海新区整体发展规划，并纳入国家区域总体发展规划之中。建议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规划，授权天津市组织实施。

　　2、 天津滨海新区农用土地由于受海水浸滞和春旱夏涝的影响，土壤大量积盐滞化，土质下降严重，农作物产量低，效益差;加之长期污水灌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在土壤中逐年积累，造成农作物中有害物质增加。鉴于此，建议国务院对天津滨海新区内的农用土地重新进行测定评估，批准变更为建设用地，授权天津市政府组织实施。

　　3、 滨海新区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约占70%，增值税、所得税的比重很高，新区留用比例较低。建议国务院以滨海新区2002年上解中央财政的税收为基数，新增部分留在新区，授权天津市政府统筹使用。

　　4、建议国家批准在天津滨海新区辟建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区。

　　天津的提案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2004年4月，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的带领下，政协组成考察团，先后两次就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进行专题调研，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中的作用》的报告，建议中央政府在规划审批、项目审批、土地利用、财政税收、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扶持，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这份报告最后被列为2004年全国政协的10项重点调研成果的第2位，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规划和建设好天津滨海新区，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2005年3月，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天津代表团的一番话，更让天津代表对滨海新区的前途信心百倍。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回忆:说起自己的批示，温家宝总理说，第一，“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二句话，“国家是准备做一点儿事的”。

　　自此，天津滨海新区的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终于有了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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