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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有意思的是，媒体用“环评风暴”来评价你们对重点水利工程的处理，如果考虑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水问题，水利工程也与水相关，这其间有什么联系吗？
潘岳:媒体用“环评风暴”这样比较形象的词语来描述一些比较突出的环境保护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次对水电项目的环境管理是所谓“风暴”，因为这只是我们正常执法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认为这是专门针对水利工程才发起的。不但水利工程要严
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其他行业也要严格执行。由于水电项目往往涉及当地敏感的生态环境变化，因此对水电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更要认真、慎重，这是对生态环境负责，也是为了规范和促进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经济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专家分析，电站的建设，因水流相对静止，使流水状态下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而导致污染增加。但是，目前中国放弃电站的建设似乎又不现实，这其间达成平衡的选择就是“环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选择吗？现在很多媒体在反省水电站与大坝的价值，您从环境专业的角度，如何评价这种反省的思潮？
潘岳:我国是全世界建坝最多的国家，建坝数量占世界总数的50%左右。我国现有水库8.4万多座，总库容已达4600亿立方米，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及一系列已建、在建和待建的水电工程，在建坝规模、坝高、电站装机容量等方面在世界名列前茅。我国已建成的大坝和水电站作为基础设施在发电、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方面为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大坝和水电站数量的日益增多，人类活动过多干扰了河流的自然生态过程，流域内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影响到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坝和水电站的建设会造成水流相对静止，这种情况下河流的自净能力低于原始状态，人为地削减了河流对污染物的吸纳能力，增加流域污染治理的负担。换一个角度来说，这部分因大坝和水电站建设造成河流对污染物的吸纳能力降低的过程应该等同于排污行为。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经济至上”和“纯粹自然主义”的管理思路都是不合适的，要科学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首先，对在建和待建的项目，要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其次，要适度延展污染物治理责任，把因大坝和水电站建设对河流自净能力的影响纳入项目本身。最后，要把大坝和水电站对河流环境影响的显性和隐性影响都融入流域排污许可证和总量控制范围之内。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认为，环保要有中央、地方和公众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如果考察这三个方面，从环保的角度，他们各自的表现如何？是否地方的发展驱动力更甚于环境保护，而这又是否是你们工作上更具挑战的一方面？
潘岳: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和综合决策的位置，对环境问题自然有更为透彻的认识，其决策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然而，各地方政府普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方面受城市化、解决就业等实际需要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服从于单纯“GDP”考核干部的机制，再加上没有足够的物质手段彻底升级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还面临着相当困难。要扭转这一趋势，除了继续加强“科学发展观”精神的贯彻之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中加上环保指标。目前，我们已经在四川、内蒙古和浙江三省(区)进行了试点。至于公众，我一直认为，这是近十年来兴起的重要环保力量。尤其是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其参与不仅发现而且解决了一批严重的环境问题，还迅速唤起了社会对环保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热情。公众的反应又影响了政府决策，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试验田，也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孵化器。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政府部门的架构来观察，“环评风暴”事实上对既有结构有所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注意到，最近三年，审计署、国家统计局、环保局，这些从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相对边缘的政府部门，却不断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这种边缘部门“中心化”的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潘岳: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政府部门架构。25年前，我们的架构是“唯政治论”，改革的25年中，我们的架构是“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如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政府架构也做出了相应调整，服务于综合、科学、和谐的社会发展。环保总局的职能已经从专业技术层面转变成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控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源环境危机来得迅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已经把环境保护从专业层面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但这还不够。目前的情况是，环保部门的责任大而权能少，口号响而投入少。我们期望中央能够赋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权能，比如说执法部门的垂直管理，比如说在环境事务上协调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比如说在立法上加强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和大幅提高罚款额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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