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亲子虐童案”的症结何在？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周健
据新华社报道，11月9日，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已于第一时间指派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引导公安调查取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11月8日上午，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向长宁警方反映称，发现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伤害在园幼儿的行为。现3名涉事工作人员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昨日新华网）
很多人都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关键点，“携程亲子园”的执行方是《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现代家庭》杂志社是上海市妇联直属单位，由上海市妇联100%持股。几年前，携程开办职工托儿所时，被政府叫停；2015年，长宁区妇联向携程推荐“为了孩子学苑”，以第三方外包的形式承接幼儿托管业务，然后携程的亲子中心才重新开张，成为区政府的各种示范基地。
如果几年前，携程办职工托儿所时没有被政府叫停，以外包形式承接幼儿托管业务的单位不是妇联指定的，如果“携程亲子园”不是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万元的样板工程，本属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婴幼儿看护教育，就不会变成了一门生意，是不是这样的悲剧就可以避免？
中国分别在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迎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同时也由教育、妇联、工会三套车共同行动，建设了以国有或集体厂矿企事业单位为基础的内部托儿体系。这些社会多方参与的托儿体系，令当时一些国际观察者也刮目相看。2017年，获得第65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终身成就奖的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在呈现这位导演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传记纪录片《阿涅斯的海滩》中，记录了她在1957年访问中国的经历，她在片子中说，中国当时的托儿所对婴幼儿看护非常细致和完美。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托儿体系还包括很多“小而美”的家庭托儿所，在1992年版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中还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托幼事业，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兴办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提倡和支持举办家庭托儿所。”显然，这样的规定更符合幼儿教育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针对0-3岁幼儿的早期教育，更是应该建立在社区、家庭共同参与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由教育部门按照硬件标准来说了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起，社会参与举办托儿所的体系才逐渐式微，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当时，托儿所照顾0-3岁幼儿的保育员属于技术工人，是工人编制，而幼儿园的教师是干部编制，算公务员。在教育部门强调幼儿教育专业化的同时，很多幼师毕业的学生自然会放弃选择做保育员，而是希望成为幼儿教师。
其次，大量的幼儿老师因为体制的原因放弃保育工作后，国家开始用市场的方式来弥补托儿教育的社会公共供给不足。在资本和市场的主导下，家长被各种从商业营利出发的早教机构所左右，他们利用一些专家、媒体和互联网的社会事件来左右社会对幼儿教育的认知。他们为急需孩子获得社会竞争优势的中产阶级家长制造焦虑、放大焦虑、解决焦虑，把一个关于人的发展的幼儿教育事业，变成一个如何让早教机构赚到更多钱的生意。
建立在单位基础上的“携程亲子中心”是从企业办社会事业，企业办社会企业的角度出发的，虽然，携程有钱、有空间，但在庞大的“行政主管部门”面前，依然没有对公共政策进行讨论的权利，依然只能把“携程亲子中心”委托给当地妇联的“推荐单位”才能得以开门运行。携程的创始人梁建章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过不少自己的看法，他按自己的理念先于国家一步办“携程亲子中心”没有问题，但从大格局上看还是缺少社会担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毫无疑问，“携程亲子虐童案”的症结在于教育制度的行政化。一个良善社会的幼儿教育应该是以国家为主体，家庭、社区、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和力量平等参与的行动系统。如何教育孩子究竟是家长说了算，还是学校说了算的难题告诉我们，教育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会最多的地方，教育永远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事情。
（作者系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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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剑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