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环境污染是工业化必然结果
逃离“霾”伏
无论是转移首都北京的部分机构和人员，还是治理环境污染，或者是通过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则迫使一些企业关门倒闭，Pm2.5治理过程中都将面临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
文 《法人》特约撰稿 乔新生
在农耕文明时代，群山环抱的平原不仅能够给耕作者带来安全感，同时也能够给土地带来丰沛的雨水。可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林立的烟囱不断冒出黑烟，大山的怀抱就成为灾难。所以，当人们费尽心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时候，可能忘记了我们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
现在北京已经考虑将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迁出，在河北的保定等地区建立经济和政治文化卫星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正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反思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灾难，也不意味着我们对环境污染没有责任。事实上，无论是在首都北京周边地区建立副中心城市，将首都北京的一些功能转移到这些地区，还是其他做法，都有逃避正在发生的污染问题的嫌疑，我们可以选择逃避，但是，我们永远无法逃避责任。
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但是，别忘了这些法律都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都是人类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灾难性后果之后制定的法律规范。即使我们通过修改法律规范将所有的污染源统统关闭，我们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换句话说，修改法律只不过是把这个地方的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地方，变成其他地方的环境污染。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我们人类发展可能要面临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可以充分吸取西方国家工业化文明发展阶段的历史教训，但是，既然我们要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城市化来解决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污染。
这不是一种消极的法律观念，而是一种理性的历史思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能必须经过这样一场持久的灾难，因为工业化给我们创造了财富，但是，按照能量守恒的定律，工业化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污染。我们能够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勇敢地面对环境污染问题，但同时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妥善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凡是矗立在海岸边的现代化大都市，往往都能妥善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凡是矗立在河岸边的现代化大都市，往往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固然要加快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但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北京的负担，让北京真正成为一个“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城市。
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事实上，现在北京已经开始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通过向周边地区转移部分功能，从而使北京重现白云蓝天。但是，这样做必然会承受巨大的风险。如果北京的经济发展支柱发生了变化，那么，北京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就会放缓。另一方面，如果在城市布局的调整中没有统筹兼顾，出现越来越多的“候鸟”——那些在外地上班，但回到北京居住的市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北京市的交通负担。因此，北京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问题，那么，即使将首都的行政事业单位迁移到其他城市，也未必能够解决北京长期形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保学家和法学家往往各执一端。其实，治理环境污染同样是一个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问题。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雾霾之中，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为治理环境污染而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是一个现实利益博弈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北京市乃至全国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的时候，人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人们究竟要付出多少经济的代价。如果为了治理环境污染而出台严厉的法律规范，从而导致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人们还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吗？
所以，无论是迁都，还是治理环境污染；无论是转移首都北京的部分机构和人员，还是通过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则迫使一些企业关门倒闭，都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当前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灾难。但是，在如何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上，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当每个人成为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其权利义务必须调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多元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常态，这也是法律规范制定和实施的难点所在。
探讨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既要看到西方工业化国家过去的历史，同时也看到西方国家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中国当然不能“先污染后治理”，但是，中国必须考虑在治理污染的同时，如何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这样说，在保持经济发展势头的同时，如何尽可能地避免或者减少环境污染。
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我们既要考虑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的法律，但同时又要考虑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选择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中国不愿意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错误道路，但是，中国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正在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现在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的门类越来越齐全。这样的城市在短期内实现了规模效益，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无法解决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当城市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竞争力一定会下降，人们一定会重新选择自己的居住场所。
讨论环境污染问题，最终落脚在城乡规划问题，这绝对不是跑题，而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逻辑。作为工业化文明时代的产物，西方各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针对环境污染制定的越来越严格的标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的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在笔者看来，这不应该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立法的选择。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问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固然要尽可能地减少污染排放，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固然要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但同时更要尊重大自然发展的规律，尊重现代文明发展的逻辑，在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法》的基础上，修改首都北京的功能布局，从而使首都及其周边城市的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法律不能走在人类文明脚步后面，但法律也不能走在大自然规律前面，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千万不能继续奉行“人定胜天”的陈腐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