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念军

　　为77岁的邹城农村老人王计兰养老的，不是她外出打工的子女，而是同样年迈的78岁的黄兴梅、80岁的张召娥。自今年4月以来，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在邹城市100多个村庄落地开花，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详见本报8月19日B03版)

　　内陆县级市邹城的人口结构犹如全国老龄化的一个缩影。据2013年一季度统计，当地60岁以上老人17.9万人(其中城市老人5.53万人、农村老人12.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49%。严峻的养老形势下，“互助养老”模式也就更显珍贵。

　　邹城版“互助养老”产业模式的优势在于，它以“挖潜”农村既有资源为基础，着手“资源重组”，进而化解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比如，其院落主要是改造废弃校舍，“服务人员”则以“互助”解决。换言之，这里的“互助”，实际更倾向于一种“协调合作机制”。“投入节俭、效果明显”的特征则决定了它适宜复制和推广。

　　作为基层创新的表现，这种“互助养老”产业模式的探索，其实具有极大的“自救”况味。教育的普及，让“乡村精英”成群结队地进城；劳务输出的洪流，则又转移走了一大批壮年劳力。留守乡野者多是老弱，幸有“互助养老院”可供他们抱团取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助养老”产业模式的探索，解决的不单是养老问题，更是对乡村生机的呵护。但正如记者在调查中所发现的，要彻底解决农村养老的后顾之忧，更需城市“反哺”。因为等这些人都老了，“互助也有不行的那天”。

　　“反哺”农村是城市的应有之责。公共资源和服务多集中在城市，也吸引了绝大多数的人才和资金。若无人才和资金的回流“反哺”，包括农村养老在内的产业发展必然是无本之木。但推动“反哺”，仅凭感情呼唤是不够的，只有完善产业链条、拓展产业空间，吸引人才和资金汇集，方可实现长效发展。同时，这也是为实现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标志的“人的城镇化”奠定基础。

　　可喜的是，“邹城模式”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开放市场空间，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壮大产业力量。愿其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养老产业格局，早有突破，以资镜鉴。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