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勇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过去5年，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裹挟之中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但问题依旧不容忽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过去及现在，仍有地方政府攀比GDP增长速度，这体现了以GDP增长速度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倾向仍没有根本转变，有时甚至不惜过于耗费资源和环境。

　　肖金成认为，未来GDP增长，应该包含更多的指标，如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在政绩考核上避免以GDP论英雄的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刘戒骄则希望，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刘戒骄说，过去5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就业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特别重视保增长，但对增长质量的关注还不够。同发达国家相比，同样的产品寿命相对低一些，有些新修建、维修的建筑物、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构成了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使用寿命长的话，虽然使一个国家GDP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累积的财富会增长得快。如果桥一两年就坏了，需要重建维修，则会使积累的财富少，虽然当年的GDP增长得比较快。

　　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有一些能耗高，污染重、工业水平不是很先进的企业，在严格的法制和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却在我们的市场上大量生存，导致经济结构不是很合理，该淘汰的没有被淘汰。

　　经济体制上，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比较快，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却进展滞后，包括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过去5年经济增长结构还不完全合理，下一步要进一步优化结构，这样经济增长效率才能提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区域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要协调发展和升级。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表示，未来，很多东西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比如我们的环境质量。如果经济增长之后环境恶化了，那么这个增长显然是不健康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处理得太好，导致现在的雾霾天和地下水的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今后，我们一定要把环境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此外，健康的GDP增长还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要有利于处理好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尤其在现阶段让这种增长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职能化，让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杨开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