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此起彼伏。主要原因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3个季度节节下滑，到2013年第二季度时，经济增速仅达7.5%。中国崩溃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节节下滑是由中国的体制、机制造成的。一旦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体制问题暴露，最终崩溃不可避免。

　　对此，我的看法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3个季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体制问题，而是2008年后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刺激。这段时间内，与中国经济处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很乏力。巴西2010年的经济增速为7.5%，2012年仅为0.9%；印度2010年经济增速为10.5%，2012年只剩2.2%。难道是中国的体制问题造成了巴西、印度经济增速下滑？

　　不仅新兴经济体，过去表现良好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韩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时的6.3%降至2012年时的2.0%；中国台湾从2010年的10.7%降至2012年的1.3%；新加坡也从2010年的10.8%降至2012年仅剩1.3%。难道这些高收入经济体出现问题也得怪中国大陆的体制？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由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拉动。至今，发达经济体都尚未走出2008年后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减缓，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增长也就慢了。当这场危机爆发时，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这些刺激项目基本已经完成，如果没有新的刺激计划，投资的增速也将放慢。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与投资两驾都已经减速，总体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放慢了。

　　因此，2010年第一季度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际经济周期。其实，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反周期措施方面的选择空间要大得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良等方面的改善空间还很大，这方面的投资将带来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回报。

　　另外，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比其他国家要好。2012年，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地方政府的负债是10万亿，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2%，两者之和为34.1%。当然，可能有人认为，10万亿的估值比较低，我看到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政府总债务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6%。而大部分发达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中国不仅政府财政状况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有利条件是许多国家搞反周期刺激措施所不具备的。基于前面的分析，相信未来数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中国可以维持每年7.5%至8%的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以双轨制方式进行转型的国家，必然有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次决议强调，市场要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改革精神下，调动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去挖掘中国未来20年左右年均8%的增长潜力。

　　如果这个潜力得到挖掘，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各翻一番的目标将会实现。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很可能将达到12700美元，这是联合国[微博]、世界银行[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对高收入国家的统计标准。

　　我相信，即使2020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最晚也会在2022年前达到，也就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这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