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势在必行！2013夏季达沃斯给出了这样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面，一个更加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如何理解和调整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语境之下，创新究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所处的风险又有多大？针对这些风险的改革手术刀应该指向何方？都需要论坛给出可行的答案。

　　只有预判出风险所在、更好地了解风险，才不会使我们的创新成为无的之矢，从这个层面上看，随着论坛的落幕，思考才刚刚开始。

　　新金融记者 曹鸿晖 大连报道

　　9月11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分论坛“全球风险：中国案例”就从源头的视角为这个层面的“创新”提供思路。

　　风险的“风险性”

　　风险之所以成为风险，是因为其不确定性，对于足够复杂的系统来说，我们依然很难判断究竟哪些成分、因素导致事物朝着“有风险”的方向改变。但是这还只是“风险”天然的“风险性”，在其外部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危险因素，那就是针对风险的“治理失灵”。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存在广泛的治理失灵。导致治理失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治理主体的不明或者缺失，不知道究竟谁应该对风险治理的后果负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找谁？单个国家没有办法，只有全球协作。”

　　涉及一国国内议题时，领导层当然应该采取措施来预防风险、减小损失。但是，“他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而风险的发生可能在几十年后，那么他的投入对他作为政治家、政治团体的回报可能很小，经常会成为他的继任者或者政敌的回报。”

　　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风险没有发生的时候，大家常常不认为它是风险，所以当风险控制做得很好的时候，反而没有人知道它背后的种种努力和投入。所以对风险治理的主体来说去尝试控制风险，就经常成为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二点是“老的问题，新的情况”，也就是风险已经进化，可应对体系却没有相应改变。“比如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已经不能够应对当前的情况。”

　　第三是整体短视。薛澜认为：“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说要投入去解决一个未知风险，公众都不会很愿意，这也是常见的。”

　　 其次，我们应对风险的态度也往往成为或者加剧风险。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授陈婉莹谈到“数字化野火”，也即目前舆论广泛关注的谣言或不实信息的广泛传播，认为各方在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态度上都过于草率，包括媒体在内。另外，在应对方法上面采取较为粗暴的手段，且缺乏足够清晰的解释。“这就是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陈婉莹说，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各方公信力都在下降，“这是谣言的基本力量。”

　　因此，风险本身的风险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类这个治理主体本身。当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集中资源，统一意见，共担责任，并且保持积极的态度，才是我们谈论如何治理风险的前提。

　　经济增长减速是最大的风险吗？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纵观整个新领军者年会议程，虽谈创新，意在发展，归根结底是讨论经济增长的问题。

　　 全球经济复苏进入新的阶段，在各种经济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新兴市场普遍陷入增长泥潭，中国的增速也相应减缓。对照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不断的增长图景，中国眼下的表现自然引起关注和讨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关注是正常的，担忧则有些多余：“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这么在乎GDP。中国的增长减速不应叫‘减速’，应该叫‘换挡’。”

　　而且王一鸣指出，这种“换挡”其实已经持续了数年时间，也从来没有丧失讨论的热度：“2007年2季度的增长率是14.8%，是单季度增长率最高的，而去年3季度增长率只有7.4%，刚好一半。”

　　对于增长减速的原因，王一鸣认为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结果，也有我们自身的结构性因素。”但是，经济增长减速真有那么可怕吗，我们需要这么焦虑吗？

　　“说起焦虑，澳大利亚挺焦虑的，因为中国对铁矿石的进口减少，导致其价格下跌；还有一些国家挺焦虑的，因为我们的农产品进口减少，导致他们出口受挫。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王一鸣认为，当世界在为此焦虑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看到增速下降的积极一面：“‘换挡’是经济转型的表现——转型是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等等。

　　所以，“这说明一点，”王一鸣认为，真正应该焦虑的，并非增速的下降，而是转型期时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地方债务的真正规模，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等等。”透视结构比紧盯数字要更有意义。

　　重新认识风险

　　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最大、最迫在眉睫的风险究竟是什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讲了自己的两个观察。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讲话，说了这么三句：‘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另一个是“我们在国内国外访问或者旅游，到第一个地方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天气如何。包括我们这次来大连，都说原来大连的雾也这么大”。

　　由此可见，在真正关心的议题上，官方和民间的认识分歧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以发生概率和影响力为指标，确定了前5大风险，其中有3个和环境有关：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而如果我们看中国的样本的话，可以看到中国的情况与此高度一致。”张海滨说，从风险的严重程度上看，呈现出“3个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风险前所未有，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紧密度前所未有。”

　　环境问题带来的风险并不仅仅在于治理的难度和支出，它还会对劳动力造成伤害，并最终作用于我们的经济。“中国很大的一个风险是健康的风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博士说，“中国粗放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各种污染，还有生活方式的加快和变化，压力、竞争造成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有滥用药品，食品安全等等，中国进入了一个慢性病爆发的区间——癌症、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几乎都是在爆发。”

　　更为严重的是，风险还呈现出国际性。由于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紧密性，风险也会传播和扩散，造成负外部性。李玲的观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不能成为一个“富裕的病人国”，以世界经济论坛《2013全球风险报告》中提及的“超级耐药菌”为例，李玲认为，“我们滥用抗生素已经不仅仅是医院看病给你‘挂水’这么简单，家禽家畜的饲养过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导致我们的食物链中充满抗生素。我们不能让这种危害殃及全人类。”

　　风险引导改革

　　风险的存在为改革的道路指引方向。如果不是GDP的话，那么中国未来到底需要什么？

　　张海滨给出的回答是“可持续的发展”，李玲的答案是：“制定健康的发展目标。”这两者最终都指向发展模式的改革。薛澜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治理体系的改革从属于经济体系的改革，“我们的政策只要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它都是逐渐放大、创新的，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的活力。”但是这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任何的政策都存在监管问题，这就使得政策的效力从中央到地方一直逐级衰减。”薛澜说，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

　　在这一点上，医疗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首先我们需要预防错误的改革，“中国医疗从最初的国家医疗体系，转变为让个人负担，医院名义上是公立医院，但实际上政府让医院自己去市场上找钱。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医院靠卖药赚钱，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药养医’。所以医生就有激励机制，多开药，多用药，所以老百姓看个感冒咳嗽医生也给‘挂水’，造成抗生素滥用，以及最近的葛兰素史克‘贿赂门’事件。”

　　而自2003年SARS以来已经进行了10年的医疗改革则是“重新设计，中央有一个顶层方案，具体落地由地方探索。”李玲说，这种改革方式改变了以往类似于“小岗村”那种“下拱上”：“改革不是单向政策，不能是碎片化的，应该是一系列政策的组合，最后破旧立新。”

　　虽然风险广泛存在，风险的积极因素是为我们指明路径。有风险的地方就有改革的机会，有改革就有新的活力的释放。虽然在新的发展时期，不论经济、社会还是国际环境，我们都面临着新的各色挑战，但是没有人对未来悲观失望。首先在治理主体上，我们需要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复杂性越来越大，治理结构也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在风险应对的态度上，我们不能简单粗暴。深化改革、培养自信、协调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关系和作用，风险就不会那么有“风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