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央行行长周小川说，我国广义货币M2占GDP比重并非全球最高，M2总量和"堰塞湖"不是一回事。经济之声评论：通胀风险不得不防。

　　中广网北京3月14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M2总量接近100万亿，可能推高房价。昨天下午周小川等央行领导出席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的提问，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得比较从容。

　　周小川：我觉得这个问题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看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理解的方向，就是中央银行是高度重视保持低通货膨胀这个目标，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储蓄率高，其中也包括家庭的储蓄率也是高的，同时就是我们间接的融资比重比较高，因此我们M2的比重是高的，我们如果在今后能够控制M2的增长率保持适当合适的水平应该说就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所以M2的总量跟堰塞湖不是一回事。

　　周小川说，M2和名义GDP的增长关系比较大，从新世纪以来的整体情况看，虽然经过了非典、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对比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M2和GDP的比值比较高的国家并不一定会产生很高的通胀。货币可以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发展。我们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按照周小川的说法，2002年以来，M2涨了5倍，名义GDP涨了4.5倍。这样看来，没有产生堰塞湖，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张茉楠[微博]：一部分同意。一般来讲考虑一个国家货币是否超发，在国际上一般都是用M2比上GDP的比值来衡量。从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10.5，CPI增长是3.0，算是一个黄金时期。但是还要看另一方面，M2比上GDP是衡量一个国家货币和经济效率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美国2011年GDP是15万亿，他们当年的M2是9.7万亿，相比大约是0.6%左右；当年我们国家GDP比如说是47万亿的人民币，M2实际上是高达90万亿，这么一衡量下来我们的货币效率是高达1.9倍，差不多是美国的3倍。所以我们一个国家要实现47万亿的人民币需要高达90万亿人民币的存量来支撑，所以说我们确实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货币效率和金融效率是非常低的。现在全球M2不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中国的数字都是非常高的，占到了全球货币总量的差不多一半以上，这种高增长的货币态势来支持经济增长代价非常大，而且效率非常低。尽管不是所谓的堰塞湖，但是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M2比GDP背后所反映的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

　　怎样来判断M2是不是合适呢？

　　张茉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各个国家所谓广义货币统计口径也不一样，不能简单的横向比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M2比GDP的货币效益的角度，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些问题。除了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有货币投放的因素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一国的金融结构、融资模式、储蓄率、货币和财政的关系。我们国家这种特殊情况下财政往往充当一种准货币的职能，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货币创造的主体。除了央行在比如说外汇占款占到我们整个货币创造方式的一定组成成份之外，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所带来的信贷扩张其实也是一种货币创造的方式。政府不断扩大投资所产生的对货币的需求，对于货币这种金融流量的大规模的注入，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于资产泡沫或者是通胀，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等等一系列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的这些问题。处理好货币是否超发不仅仅取决于货币自身的问题，重新平衡货币和财政的关系，如何改变我们盲目依赖于扩大政府投资的增长方式，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咱们的M2水平是不是处在比较适当的区间呢？

　　张茉楠：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我们的M2存量可能占到全球货币存量的差不多一半以上。如果是跟头些年货币存量和增量增长速度来看，我们这些年增长速度都非常快，无论是从总量存量和增长速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现在确实是到达了所谓货币扩张的拐点，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整体调整，我们的M2包括我们的整个货币金融体系需要提高这种效率，现在确实需要重新审慎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流量和存量。

　　2月份CPI达到3.2%，1月的外汇占款达到了6800多亿，尽管央行行长说M2和堰塞湖不是一回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通胀的风险是不得不防的，目前是不是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适当的节点？

　　张茉楠：我认为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央行在调控货币政策的过程当中，不是后知后觉，而是需要先知先觉。比如说通胀压力，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压力，特别是内在环境中复杂因素，央行在保持主基调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微调和预调，但是不能频繁的调动。我觉得央行现在整体的思路还是要以调为主而不是以控为主，就是央行一直在谈的所谓宏观审慎管理，特别需要市场化的手段，在要素市场化、手段市场化和机制市场化方面我们更多的央行货币政策要有一个大的思路转变。而且我觉得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好的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别是一方面我们在控制我们总体流动性不是过度超发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把这些有用的钱能够引导到实体经济当中去，配置我们实体经济当中的这种效率，而且我觉得未来央行可能在货币发行方面也要有一定的约束，这种软约束和硬约束特别是这种体制性的框架需要建立起来，从机制、体制和结构方面，特别是从我们调控的手段方面，更好的提高我们整个金融货币体系的这种效率来提高经济货币政策的这种正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