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琴 丁灵平

　　如何让农村土地资产化，然后再流动起来，重庆的“地票”做了开创性的试验。

　　重庆市通过创设“地票”交易的方式，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至城市，在过去近4年中不仅为城市建设换得11.1万亩建设用地指标，而且为“三农”建设筹集到了200多亿元建设资金。

　　相当多的观察人士认为，农户、集体享受到了城镇化进程当中的这种红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全国政协农业组会议中，接受包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一种探索，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形成一种鼓励违法，因为法律上找不到“地票”这个概念。

　　记者：你如何看待重庆地票的方式？

　　陈锡文：这是一种探索。历来涉及法律的，国家都要非常严格的批准，这个是涉法问题的改革。如果涉及到现有的法律，你需要知道原来这个法为什么要这样的订，你需要足够的理由去说明这个法律要改。

　　比如重庆“地票”，首先，法律上找不到“地票”这个概念；第二，地票的实施意义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要拿到城市去用，那么你要先去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这是个法律概念，并非一般性的概念，它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和特定的使用范围的。

　　这并不是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就乡下这块地拿过来城里人能不能用。这是个法律概念，所以全世界对农村的建设用地有个基本规定，就是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但是可以用你自有的土地，盖你自用的建筑，这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记者：那在世界范围内有类似的情况吗？

　　陈锡文：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美国人家农场里自己盖个旅馆，盖个商场，那是不可以的。但是美国农民地很多，他提出来我住房不够了，我拖拉机农机棚不够了，经过批准是可以建的，但就你自己用。

　　比如中国台湾，经济上，它是土地私有的，而且2000年以后的法律规定，任何人，自然人可以自由购买农地，2000年以前不可以。农地只可以农民买，完全可以自由买卖，但是你真去买卖它，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限制。至少有一条非常清楚，如果非农民购买农地，可以耕种，不许盖房。

　　日本的法律也规定，一般的自然人都可以购买农地，但是你要买农地要经当地一个官办民驻的机构审查，你有没有过农业生产经验，你能不能搞农业，你的资金技术条件够不够搞农业，你到这里来买这个地，到底目的是什么。我去做过很多调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外来人想要购买不可能，他最后否决你。

　　这其中稍微有点特例的，在中国就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有的时候可以联营，可以入股，乡镇企业土地利用上有别的条款。你拿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到城市去使用，第一，肯定不是用着你本来的地，只能用你的指标，那么指标是个什么概念，指标如何流转，这一套东西非常复杂。

　　记者：那么如何能够让法律概念明晰起来呢?

　　陈锡文：首先，如果要用农民集体土地直接给城市用，那么你要修改农民集体用地它本来所有的法律概念，法定意义要改掉。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都要改，敢不敢改能不能改，这是个大问题。

　　如果拿指标，这个指标是纳入国家每年的建设用地总规模里头的，还是在那以外的。你要了解地方积极性，如果在规模之内，地方积极性是不高的，它实际上是想要在计划指标之外，再增加一大块。

　　但增加的一块，国家财政，还有银行该怎么办？供了多少地就有多少贷款出去，那么供了多少地就会有多少钢铁水泥建材要出去。换句话说，给你的指标，如果规模之外，那还有宏观调控吗？

　　所以，我觉得要更深入一点更全面一点去考虑。我们鼓励改革，鼓励创新，鼓励试验。但是如果试验的内容直接涉及到法律，那么，首先要尊重法律。

　　记者：那你觉得重庆的试验可否推广到全国？

　　陈锡文：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授权国务院，就是为了改革，经过国务院批准，在局部地区进行突破法律的试验。这是可以的。这个审批权是人大常委会授权给国务院的，那么有个程序是可以做的。

　　很简单来讲，经过批准在局部地区封闭运行是可以的。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就一直在搞改革试验区。

　　但是，我们在搞改革试验有一条非常严格的（前提）就是封闭。你不封闭怎个试验法？你现在大规模的宣传那么对别的地区来说什么意思呢？不要形成一种鼓励违法，我觉得这个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