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要与金融改革齐头并进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衡

　　本刊记者/

　　连希蕊

　　背景资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宗旨是稳定国际汇兑，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 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 并通过提供短期贷款， 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时产生的外汇资金需求。它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国认缴的份额。各成员国的份额由该组织根据各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和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以及出口的波动性等经济指标确定。成员国的主要权利是按所缴份额的比例借用外汇。其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个成员国都有一个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致相符的份额。成员国的份额决定其向该组织缴款的最高限额、其投票权和可从该组织获得贷款的限额。不得不提的是，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多份额，因此美国的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成立于1991 年。自成立之日起，其工作目标就是双重的：首先，代表处为中国政府与基金总部之间就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等问题所进行的政策性对话提供支持。它同时也对经济发展进行监测和分析、发现政策问题并告知基金总部的工作人员。代表处同时也就相关领域同当地社区及国际机构进行交流。其次，代表处对政府当局、基金总部工作人员和资助伙伴之间的技术援助项目进行协调，以帮助政府当局加速以下各方面的改革进程，包括：货币政策和银行经营，财政管理，国际收支政策和运作，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的编制及发布，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培养。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

　　经历了30 年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如今已进入异于从前的转型发展时期，新一届领导人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基调已定下，作为一个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中国在学习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做创新性探索。如何在下一个10 年将14 亿人口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如何对经济结构进行阶段性调整；如何让正在进行深化改革的金融体系有效地起到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作用等议题都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着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时刻观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李一衡[微博]先生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分析，在“两会” 来临之际，对我国金融系统当下面临的风险给出了预警，并对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进行了客观评述，就上述热点议题提供了第三方的观点和意见以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结构性调整的关键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调整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李一衡就此告诉记者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期使用的都是两架引擎：出口和投资，如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在全球经济下行的状况下，这两架引擎并不如从前好用，所以要转向用消费的拉动来实现GDP 增速7.5% 的目标。”李一衡接着说，事实上，可以看到中国过去迅速增长的出口额在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已受重创，中国从前过度依赖于投资，而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投资的下降也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对内需的拉动是重中之重，可是要知道，消费也同时依赖着投资，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特别关注资源的合理分配并对其做长远规划，使资源的投入不被浪费。李一衡形容道，“这就如同一条道路的修建在前三年或许对拉动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大，但是人们往往因为仅看到这前三年带来的周边经济利益并对道路修建进行过大、过快的人力、物力投资，而忽视了之后的5-10 年可能造成的严重交通堵塞、污染等破坏人民生活与环境的负面效应。如何对投入的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匹配，金融系统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意味着中国将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金融系统，但这不意味着对金融体系进行过度地开放。一个开放自由的金融系统需要具有更强的前瞻性，同时，也要求市场拥有一个更清晰透明的制度。”

　　李一衡强调，“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中国金融体系需要着重考虑的议题。”在中国对于金融体系逐步深化改革的步骤上，他认为， 首先需要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重要的是让金融部门的监管系统对金融风险进行适当的价值评估，对于资本流入的各个市场进行更加密切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的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过剩，最终导致的房地产估值错误和一直延续至今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问题的发生都应从源头了解清楚，也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进行职能上的调整，发挥其在政策性金融上的职能作用，对市场资金做引导。同时，提高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吸取已发生的危机教训，调节市场经济。

　　“影子银行”要发展，也要监管

　　“影子银行”近几年的过度发展在西方金融市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与此同时，自2009-2012 年的信贷“井喷”后，中国的信贷条件开始收紧，“影子银行”随后的迅速发展(表现为一种或几种新型融资活动在短时间内激增)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影子银行”实际上是区别于传统银行和其他相关金融单位的另外一条融资渠道，并为经济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不过因为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并不明确，各机构对于“影子银行” 的规模估算也有很大的差异。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的定义，“影子银行”可以被“广义地界定为由( 部分或完全) 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基于这个广义的概念，银行的表外活动如信托和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包括债券在内的信用类金融产品交易都可纳入“影子银行” 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如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活动也包含在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中国目前的理财产品规模约为8-9 万亿元。

　　而瑞银则在2012 年第3季度估算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就达到20.9 亿元左右，占GDP 的40%。截至2012 年6 月，虽然中国政府对信托活动进行了专门整治，信托资产仍在过去12 个月里增长了47%。截至2012 年9 月，企业债券融资( 包括短期和中期债券) 在过去12 个月里增长了46%；而自2010 年底以来，委托贷款(委托银行进行的企业间借贷) 规模扩大了63%，并在截止2012 年9 月的12 个月中增长了24%；未贴现商业票据在过去12 个月也增长了将近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就表达了对中国“影子银行” 快速发展的担忧，于此同时，中金公司也在其近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影子银行”系统的快速扩张带来了潜在的信用危险。李一衡对此表示说，金融部门的监管者对于这些“影子银行” 的管理要进行重视，避免无规范操作，要明白美国2008 年的债务违约问题就是来源于证券化的住房按揭贷款。同时，在中国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因为没有妥善管制而在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问题所导致的地方性金融信誉崩溃等对实体经济打击颇大的恶果。虽然中国政府针对“阳光化”温州的“影子银行”出台了不少规范措施并且以其为先行试点的方法也已经算得上较为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是在逐步开放的金融体系下，未来仍然要加强对于“影子银行”进行实时监管，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前车之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在不久前表示，银行业要牢牢坚守风险底线，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同时联合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对非法集资、高利贷、骗贷等案件的防范与处置，严控外部风险传染，要突出加强消费者的保护。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意识到了“影子银行”的隐秘风险， 对其在未来可能带来的金融风暴更是需要铺设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一衡就认为，“影子银行”如果在政府的监管下扩展得当，在规范化的条件下自由发展，其在金融产品以及服务等方面上与正规银行进行的就是良性竞争，这样就从侧面要求了不够灵活的正规银行系统进行体制上的改革，这对于中国越发开放的金融市场既是一个新挑战，也是一个新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是个博弈的过程

　　在2008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动美元印钞机，资本流入和通胀压力等众多问题致使世界各国都在为主权货币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它们所犯的错误买单，也让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苦不堪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快慢也随即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简单来说，一国的货币若不能自由兑换，货币持有者的货币交易和持有成本将会上升，那么该货币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地位。而占有全球经济较大份额的经济实力，数量上保持供求平衡；政治上高度稳定，汇率买卖差价较小；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完善的经济实力则是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的三大特征。李一衡告诉记者说，中国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贸易结算上已经做得很成功了，但是完全的资本账户可兑换仍需要时间。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在于中国可以减弱其对其他货币进行国际交易时的依赖度，同时在汇率问题上，对冲的需求也会大幅减少。可是如果这个步伐迈得过快，国内资本将面临痛苦，出现“内外均衡的冲突”， 使得国内金融政策执行的难度加大；如果太慢， 离岸市场的投机性攻击将会增多，这同样会伤害到国内市场。要明白，国际化速度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在这个进程中可以提供基础建设，让人民币不被双边限制，并需要更多地采用多边调整，李一衡详细分析道。同时他说，中国可以采取与新加坡以及韩国建立多边协议这样的方式以确保人民币不在一个地方积累，特别是保证它在一些与中国有长期贸易赤字关系的国家里的流动性。再者，李一衡提醒说，人民币国际化给经济体所带来的风险是非直接的，因为当与资本账户开放相联系时，它会使得国内金融系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加大， 同时这也放大了国内金融系统的缺陷，这点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一旦国内的金融体系建设不完善，国外市场对货币的攻击就会使得人民币变成一种投机货币。同时，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实现之时，增加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将非常直接地把货币流通紊乱传导到国内市场中。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循序渐进，它的进程速度是与国内金融系统建设的完善程度相联系的。

　　李一衡说，很多人讨论着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量，他指出，在人民币并没有作为主要国际流通货币的情况下，外汇储备量大一点是有必要的，这种储备量能够提升其他国家对中国资本的信心。当下各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有不少人也议论着如果不依赖美元，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行其使国际货币职能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或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中就提出：应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包括建立SDR 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在国际贸易和大宗交易等领域使用SDR 计价、推动创立SDR 资产，以及完善特别提款权(SDR) 的定值和发行方式。而于1 月14

　　日-15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2013”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朱民曾表示将人民币放在特别提款权(SDR) 当中的设想目前难以实现。朱民就分析认为，进入特别提款权(SDR) 一揽子货币需要该国货币是开放，可交易，并且得到广泛使用和认可的。目前来看，人民币还不是一个那么被国际广泛使用的货币，所以短期内不会考虑将人民币放入特别提款权(SDR)。不过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会不断提升。李一衡也告诉记者说，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 里的成员需要在中国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更直接、自由交易的前提下发生，同时一旦成为特别提款权(SDR) 里的成员也将是认可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的信号，不过确实，当前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 的时机还并不成熟，现在纳入也不具有实际意义。

　　“城镇化”，没那么简单

　　在关注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今天，备受瞩目的“城镇化”被多数人认为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灵丹妙药”，毋庸置疑，城镇化对基建、房产、市场设施以及服务行业等各行各业带来的需求曲线上扬无不振奋人心。但是，李一衡提醒说，城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居民们就能拥有更多的收入，这并不是一个一定的因果关系。“城市穷人”由于不满于自身的生活境况，在英国伦敦、美国的洛杉矶等地都多次发生过严重的骚乱，这都是因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以及社会资源分配协调问题没有处理得当造成的。李一衡坦言说，当农民变成市民的时候，他们过去的生活技能或许就不再有用，新的生活和生产技能就需要被重新培养，这就出现了对相应的社会资源供给进行合理配备的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庞大“城镇化”工程要求市场机制进行有效地传导，这意味着对于如中小企业这样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团体要加强培育，如此也要求政府进行简单、透明、强制性、反垄断性法律法规建设，要打开各行各业的市场，避免垄断性收益。另外，李一衡补充道，由于城镇化关系到地方融资的问题，中国对于政府债券的发行就需要进行更加严密的管理。在中国，地方政府对企业而言扮演着重要的融资纽带的角色，地方政府需要清楚认识自己的职能所在，帮助企业和地方经济进行推动发展。

　　望向不远处车水马龙的街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李一衡在采访时感慨说，他在中国的三年时间看到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确实让人惊叹，虽然两位数的GDP 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偶尔人们也会在雾霭弥漫着整个城市的时候看不清方向，但是他仍然相信中国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协助中国找到适合经济结构调整期的发展方式并使它能够在2013 年往后的时间里继续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大经济体，不仅是他的愿望，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中国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