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一则“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授权”的建议引发广泛关注。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剧作家赵冬苓，目前相关议案的联名代表已达30多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就此表示，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已时机成熟”。

　　民众向政府纳税，政府利用税收进行公共管理并向民众提供福利保障，一向被视作公民与政府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表明，民众向政府纳税是天经地义的，此乃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另一方面表明，征税事宜不应由政府说了算，而应通过立法确定，即“税收法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法”专指法律，而不包括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税收法定”意味着，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法律确定征哪些税、征多少税。

　　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我国现行很多税种的征税依据并不是法律，而是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条例。正如赵冬苓代表所言，目前我国的18大税种中，仅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由全国人大立法，其余税种均以税收条例的方式确定。

　　毋庸讳言，以税收条例的方式征税，其弊端显而易见。比如，政府难免有多征税的冲动，由政府自行确定税种、税额，往往就多不就少、就高不就低，致使民众税负繁重；再比如，很多税收条例是十几年前甚至20多年前制定的，由于当时征求社会意见程序缺失，致使一些条例的“民意含量”不足，而且由于“暂行”时间太久，一些税收规定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实际，甚至与现行法律不相符，条例与条例之间也存在冲突，亟待修订和完善。

　　鉴于上述原因，将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所有，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征税事宜，通过“税收法定”提高税法的权威性和税收的公信力，遏制政府征税冲动，更好地维护民众权益，这显然是大势所趋，也可以说是民心所向。实际上，“税收法定”的重要性及对于减轻民众税负的意义，在2011年车船税立法和个税法修订过程中都有充分体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过程中，降低了车船税率，提高了个税起征点。这说明，只有经过“人大关”和“民意关”(征求社会意见)的锤炼和洗礼，才能让税法更加公平合理，更能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有关方面正在为“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而付出努力。比如，以前车船税的征收依据是国务院制定的《车船税暂行条例》，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征询民意、经多次审议和修订将该条例上升为法律，正式出台了《车船税法》。2011年个税法修订后，财政部出台的一份意见也提出，将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税收立法，按照“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逐步将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努力的方向已然明确，希望步伐再快一些，让“税收法定”原则早日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