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廖宗魁

　　城镇化并不必然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它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如果忽略了三农、公平和过分的城市集中等问题，还很可能陷入“病态城镇化”的陷阱。

　　过去30年，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带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这些因素产生的增长动力已经在大幅减弱。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之际，城镇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城镇化的提高一般都伴随着经济的较好增长。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在50%左右，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美国的城镇化率高达80%以上。但这不意味着，进一步的城镇化必然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非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没有增长的城镇化，如果中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三农问题、公平问题和过分的城市集中问题，就可能出现“病态的城镇化”(PathologicalUrbanization)。

　　城镇化不是充分条件

　　美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会更快。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城镇化率达到60%以前，美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几乎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一致；在那之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要远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

　　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没有达到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大大低于美国，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或者说还具有很大的后发优势。但是，差距的巨大并不意味着将来就一定能弥补差距。人均收入和城镇化率比中国低的国家也有很多，难道它们的后发优势更大？差距更多的时候更容易演变成彻底的落后和被边缘化。

　　后发优势要真正转变成优势是有条件的，如果落后的国家能够成功地复制先进国家的技术、制度和模式，则确实可能把差距转化为后发优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很多的关键因素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比如美国的制度优势又岂是哪个国家能否都复制来的呢？

　　美国城镇化的经验无疑是成功的。但失败的城镇化国家也不少，城镇化并不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比如巴西的城镇化率就一直在提高，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达到60%左右，如今已经达到80%以上，但巴西的人均GDP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处在停滞阶段。可见，巴西过去30年的进一步城镇化并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提升。中国在吸取美国成功的城镇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出现类似于巴西那样的失败城镇化。

　　世界银行[微博]在研究了109个国家从1960年至2003年间的城镇化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指出虽然绝大多数的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都要快于城镇化的增长，但仍有25个国家(很多都是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化的增长，这被称之为“病态的城镇化”。

　　城镇化方面的著名专家VernonHenderson2003年在文章“TheUrbanizationProcessandEconomicGrowth：TheSo-WhatQuestion”中得出结论，城镇化本身对生产率的增长并没有很强的影响。

　　也就是说，虽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有密切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明晰的。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就更谈不上一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了。

　　Henderson指出，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要更大，在生产率增长最大化的前提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化集中度。而最优的城市集中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过高或者过低的城市集中度都会对生产率的增长形成抑制。

　　中国的城镇化到底是以“大城市优先”，还是以“中小城市优先”，并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很大，其各自适应的最优城市集中度水平会不同，这需要我们做出更加差异化的城镇化战略。

　　忽略三农的“病态城镇化”

　　世界银行在总结一些国家出现“病态城镇化”时指出，“政府政策常常试图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和速度，这些政策往往容易使资源从农村向集中在城市的现代经济行业(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城市工人能够获得食品和住房补贴，以及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而农村人口却遭受廉价农产品的打击，且缺少政府的支持。这些错配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病态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本刊2012年第45期的文章《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注重解决三农问题》中指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只有这样，城镇化发展才具有扎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陈锡文认为，“并不是城镇化水平高了，经济就会得到发展，社会就会保持稳定和谐。好走的路先走了，未来要走或不得不走的路异常艰难。只有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经济社会才能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前进。”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的增长率会明显低于其他部门，但这不意味着农业应该被忽视。更好的农业增长表现对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更好的支持作用，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将能够给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过去几十年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增长也都不错。

　　许多非洲国家之所以出现“病态的城镇化”，主要就是由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甚至用农村的资源来补贴和支持城镇化。这种人为的扭曲农村和城市的资源错配，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

　　城镇化重在公平

　　过去30年中国的城镇化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了城镇化的“效率”作用，但也遗留下了“公平”的问题。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以低廉的劳动成本支持了城市和经济的发展，却很大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权利。目前只有不到3%的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不到1%的农民工在城镇中拥有自己的住房。农民工在城市缴纳社会保障的统计数据也不乐观，医疗保险缴纳比率约为49%，工伤保险的缴纳比率则只有27%。

　　一些过度城镇化国家的教训表明，忽略了公平问题，城镇化造就的是平民窟，是犯罪率的提高，是社会的不稳定，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镇化门槛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19世纪的英国却遭受了城镇化的许多顽疾，比如住房短缺、拥挤，贫困问题突出，坏境恶化严重，犯罪率上升。

　　当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失业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据亨利·梅休的调查，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仅有1/3工人能充分就业。据统计，1887年伦敦东区中心地区有44%的居民处在贫困线下，北伦敦中心区43%和南伦敦中心区47%的居民处在贫困线下。

　　以牺牲农民工的福利为代价得到的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暴露出严重的“公平”问题。住房、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公平问题都将考验着未来政府的财政。如果城镇化率进一步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公平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个资源、财富和收入的转移与再分配问题，中短期内在总量上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当然，从长期来看，公平问题的解决可能确实有利于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