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财经专栏作家

　　社保理事长戴相龙近日表示，养老金确有缺口，完善养老金制度可能涉及延长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缴纳年限等措施，“比如养老金交30年，就可以获得养老金了。那今后30年不行，可能要交35年。现在60岁退休了，将来可能63岁退休。”

　　养老金缺口有多大，现在没有明确统计。按照德银的研究，养老金占GDP之比将每10年提高10%，今后38年累积养老金总缺口的现值相当于目前GDP的75%，这个说法还有待校验。但可以明确预判的是，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养老金支付压力最大的国家，任何经济和财政的异动，都会造成巨大风险。

　　延迟退休年龄，几乎是所有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应对社会抚养能力下降的共同选择。即使是养老金由财政兜底的国家，在养老金赤字和财政赤字同时出现的时候，也会以此弥补缺口。从人口趋势看，即使人们不免会质疑，延退将造成不同年龄段劳动力退休待遇事实上的不公，但鉴于中国总有一天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实施延退仍是可能的。发达和高福利国家不约而同地推行延退，原因就在于，一旦经济增长进入匀速或沉寂阶段，养老金支付压力就会立刻显现。

　　尽管延迟退休年龄算是国际惯例，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延退之后就能补上养老金缺口。这一点国际经验已经提供了答案。因此，如果仅仅是实施延退而不在其他领域实施突破，那么养老金支付费用其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仍将得不到解决。在这方面，中国要做的事更多。

　　比如，尽管生产要素实施市场配置已经30多年，但是，这种配置仍然是有限的，有时候甚至是倒退的。相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人力资源的配置更加落后。一方面，许多人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和市场需求脱节，既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也致使中国劳动力长期只能提供低GDP贡献率。另一方面，人口管理、人才管理等制度的束缚，也造成了生产力的区域内集中而非自由流动，劳动力因此大量错配。这些情况实际上降低了社会总抚养能力。假设一下，如果在一个能够合理配置的人力资源环境中，庞大的中国劳动力人群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提高多少总抚养能力？人口红利的消失还那么令人担心吗？

　　又如，出于投资风险的考量，养老金的年投资收益率水平被限制在2%左右。由于中国股市等投资性市场存在着许多结构性漏洞，这种投资收益的限制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如果市场投资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改进，降低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市场风险，将现存2万亿养老金结余作为长期战略资本投向可依赖的、追求价值投资的市场，还需要人为设定养老金投资收益吗？2万亿养老金结余的收益一旦得以扩大，顶得上多少人延退？

　　再如，目前二元化的退休制度，已经导致了养老金支付一定程度的失衡。如果未来缺口扩大，失衡度也将随之加剧。养老金制度之所以为各方关注，原因不仅在于缺口，更在于要避免因此埋设的社会隐患。如果二元化没有调整，即使缺口通过各种方式能够补上，也不意味着这种隐患消除。养老金公平支付，既等同于一个国家对于劳动者一生劳动的认可，也是扩大消费内需的真正需要。在发达国家，老龄消费者才是潜力最大的消费主体。如果养老金支付做不到既患寡也患不均，那么中国今后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的老龄消费者，就难以成为扩大消费内需的推动力，有金者完成了基本消费，少金者无法消费的怪圈就不仅难以打破，而且将更加严重。

　　实现老有所养，提高人们对未来稳定性的预期，不仅是养老金制度的事，其背后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这个调整能否顺利进行，将决定中国养老隐患能否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