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往事未付红尘(2)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印谱和相册，是章立凡最喜欢翻阅的东西。第一届政协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他的关注对象。他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父亲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有褒有贬。久而久之，章立凡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专攻近代史，就与这种挖掘掌故的爱好有关。

　　二

　　1966年8月，章立凡幸运逃出学校，回到家中。但父亲章乃器却没能躲过这场劫难。他遭受批斗、毒打，被扫地出门，在北京东郊一间斗室之中艰难度日。面对种种责难和摧残，章乃器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章立凡回忆说：“从‘反右’到‘文革’结束，我在成长中体验苦难。比起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可以说是不幸的；但比起那些在迫害中死去的人，则又是幸运的——作为幸存者，我看到了大戏落幕，并获得了人生的经验。”

　　他的父亲也看到了大戏落幕，但是十年浩劫也最终耗尽了他的生命。1977年5月，章乃器病逝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终年80岁。

　　这时，章立凡听说有一个名单出来了，父亲被列入“不改正者”行列。他于是就给各级领导写信、请愿。最后的结果，是把章乃器放在“改正”的首位，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第一室。

　　1979年，没有任何学历的章立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了见习学者的生涯。“当时所长是刘大年，副所长是黎澍、李新，当时有许多大学问家，”章立凡说，“选择历史研究，是希望对所经历的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尘封在故纸堆中的中国百年史，令人心情压抑且无从排遣，这使得章立凡一度陷入痛苦。不过，中国毕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他的记忆中，80年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他认为，我们今天享受的改革成果，是拜80年代所赐。同时他也叹息，那个时代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章立凡放下所有的工作，开始了一项紧急任务：手持照相机和笔记本，带领摄制组，每天一早便到胡耀邦家中，纪录治丧活动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这段经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

　　80年代最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进入90年代，章立凡开始了自我转型，学会了使用电脑写作、上网和开车等，甚至有了点“商业头脑”。等到2000年，章立凡告别“体制”，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我觉得我不适应那种环境。”章立凡说，“体制内和体制外有大区别。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如果端着体制的饭碗，研究和写作就必然要靠体制。如果跳出体制，你或许能拥有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一旦你觉得一切放下了，就无所谓了。我现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这些年来，章立凡身居 “风雨读书楼”，纵论天下事，言之有物，不温不火，没有唯我独醒的张扬。显然，这与他的家学濡染、人生积淀有着密切关系。在一个严冬的夜晚，记者登门拜访这位“自由撰稿人”。他刚刚收到一封要求联署谴责电影《色·戒》的信。于是，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